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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减少3000 家:日本企业,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撤离中国!

过去几十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商业网络远不只是几座工厂。从汽车发动机、工业机器人到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大量日企依靠中国的生产配套和消费市场发展壮大。

2026 年 9 月 28 日,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调查给出一个醒目数字:截至 2026 年 6 月,日本在中国大陆设有经营据点的企业为 10118 家,2024 年为 13034 家,两年净减少 2916 家,降幅 22.4%;与 2012 年 14394 家的峰值相比减少 4276 家,是 2010 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4 至 2026 年,新设当地法人、工厂和办事处的日企只有 1221 家,被统计为撤退或无法确认经营地点的达 4137 家,新增远远赶不上减少。

更宏观地看,2021 年中国提供了价值约 1 万亿美元的电子产品和零部件,约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影响力还延伸到玩具、医疗设备、服装和大量工业中间品 —— 日本企业的调整,正是全球供应链从单中心效率转向多中心韧性的一个缩影。

一、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只来自低工资

中国的影响远不止消费电子。很多终端品牌即使不在中国完成最后组装,也仍会采购中国生产的零部件、设备或原材料。

这种优势并非单纯来自低工资,而是企业能够在相对集中的地理范围内找到模具、材料、电子元件、包装、测试、工程服务和国际运输,订单变化时也能迅速调整产量。

规模带来熟练工人、质量控制经验和供应商之间的协作惯例,这些无形能力比新建一座厂房更难迁移。

二、企业为什么开始寻找替代地

最直接原因是成本。中国工人的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已明显高于许多邻国,对鞋服、家具、旅行用品等利润较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越南、孟加拉国等地因工资较低而更具吸引力。

第二个原因是供应链韧性:疫情期间的停工、港口拥堵和物流受阻让企业意识到,把关键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可能在突发事件中造成全局中断,因此增加备选供应商、库存和第二生产基地。

第三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美国对华关税、技术限制和投资审查提高长期规划难度,企业提前 "去风险"—— 但去风险不等于立即与中国完全脱钩。

三、判断替代地不能只比较工资

Sodhi 强调,企业真正比较的不是工厂门口的工资,而是产品送到客户手中的总成本,包括劳动力、原材料、运输、关税、交货时间、质量损失、为防止中断而持有的库存,以及更长距离带来的碳排放成本。

某地工资更低,如果港口效率差、供电不稳、零部件需远途进口,最终成本未必更低。地缘政治风险也会进入成本计算:企业可能为第二供应商付出更高单价,却换来在关税变化或政治冲突时继续交货的能力,供应链多元化因此像购买保险。

四、日本企业的调整:并非集体放弃

这轮变化首先冲击日企过去熟悉的经营逻辑。早年进入中国,很多日企看重的是劳动力成本、出口便利和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一个品牌只要掌握核心技术、把生产放在中国就能获得优势;如今这种优势已不能轻松维持。

汽车产业最值得观察:过去日系车在中国拥有稳定燃油车消费群体,发动机、变速箱构成竞争优势,但新能源车改变了竞争重点,消费者更重视电池续航、智能座舱和软件能力,依附于传统产业链的日本零部件厂商要重新寻找订单。

JETRO 2026 年 3 月的调查显示,准备缩小或转移的企业中,制造业的运输设备零部件领域尤其突出;部分企业提到客户把订单转向其他地区,有的受日本总部采购政策影响,还有的因中国日系客户设备投资下降而难以维持规模 —— 日本企业撤离,有时并非自己主动寻找更便宜的地方,而是原有客户和订单先发生了变化。

上海的变化相当明显:2026 年 6 月,日本在上海有经营据点的企业为 3961 家,较 2024 年减少 1085 家、降幅 21.5%,调整已不只发生在工厂,还涉及总部、销售网络和管理架构;但江苏有 1517 家、广东有 1409 家,精密加工、快速交货和多级供应商配合的企业,搬迁并不能简单通过租一座新厂房解决。

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也是日企调整布局的重要外部因素:日企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相当部分需进入国际市场,若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原来 "中国生产、面向美国出口" 的商业模式就会受影响。帝国数据银行调查也提到,美国关税措施给在华日本制造业带来经营压力,部分企业希望在越南、泰国、印尼和印度增加生产能力,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基地 —— 核心不是彻底切断与中国联系,而是让订单和生产能力有更多选择。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日本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大型企业有资金在多国建厂、跨国调动技术人员,中小型零部件企业却可能只为一家大型日企供货,一旦客户迁移,订单也会受影响,离开中国不一定意味着获得新空间,也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寻找生存方式。

不过,企业数量下降不等于所有日企都准备离开:JETRO 分析显示,在华日企未来一至两年计划中,21.3% 准备扩大业务、64.3% 维持现状,缩小或转移、撤退的比例合计 14.4%。企业不是集体放弃中国市场,而是在重新筛选哪些业务值得留下 —— 低附加值、订单不稳定的据点优先压缩,有技术优势、能融入本土供应链的业务更可能保留。

五、生产外迁不一定意味着摆脱中国

节目提醒一个重要事实:"越南制造" 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已经退出。一家中国供应商可能在越南设厂,使用中国设备、管理人员和上游零部件,再从越南出口成品,原产地标签只反映最后的重要加工地点。

因此,最终组装向东南亚转移有时会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些国家与中国上游产业的联系,表面上的地理分散与供应链深层的中国依赖可以同时存在。

六、主要替代地的现实限制

越南获得最多关注,因它距离近、出口导向明确,已长期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适合承接部分组装,同时保留中国上游供应商;但人口、工程师数量、市场和供应商容量都远小于中国,过度集中还会重造单一地点风险。

印度拥有庞大劳动力、增长市场和英语人才,理论上最可能形成接近中国的制造中心,但潜力不等于现成能力,基础设施、通关、监管一致性和供应商配套都影响量产,若只引入最后组装而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就难以获得完整收益。

孟加拉国技术基础薄弱但成衣制造形成国际竞争力,说明可从劳动密集环节切入再逐步积累;马来西亚在电子、电气设备等具备经验,适合承接专业环节,但人口与总体产能较小。

七、真正稀缺的是 "知识价值链"

把供应链分成两层:看得见的物质流(原料、工厂、港口、船运)和知识与技能的价值链(研发、工程设计、把样品转成可制造产品、控制质量、从小批量放大到百万件)。

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不能仅靠建厂:高校要培养工程师,实验室要完成测试认证,设计师要解决量产问题,管理团队要协调众多供应商。中国用了数十年建立这些能力,新的制造中心同样需要时间 ——"没有准备好" 和 "不能准备好" 是两回事。

八、最可能的模式:China+1,而非 China Zero

节目逻辑指向 "China+1":保留中国生产或采购,同时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备用能力;对更复杂的企业,实际可能是 "China + 多国",把不同工序分布于多国再根据市场和关税安排最终组装。

完全退出中国的成本很高 —— 重新找供应商、复制设备、培训工人、建立质量体系并持有更多库存,供应链拉长还会增加运输、碳排放和协调难度,因此多元化通常是渐进式重组,而非一夜搬家。

与 2016 年相比,中国在全球部分消费品出口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其中旅行用品及手袋约下降 13 个百分点、家具约下降 11 个百分点、鞋类约下降 7 个百分点、服装及配饰约下降 4 个百分点,但这些数字主要反映较易迁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能据此推断整个中国制造体系正在被复制。

结语

两年净减少 2916 家,是日企在华经营格局变化的重要信号,但不是中日经济联系全面中断的证明。中国仍将长期处在全球制造网络的核心,尤其是上游零部件、设备、工程能力和快速量产方面;变化的更可能表现是最终产品标签越来越多样,而背后的生产网络仍与中国深度相连。

真正的趋势不是 "中国制造" 突然消失,而是企业从单中心效率转向多中心韧性。对留下来的企业,继续完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环境仍然重要;这场变化接下来更值得观察的,不是企业数量,而是留下来的企业究竟把哪些核心业务放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