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读卖新闻》2026年11月8日披露,高市早苗曾想驱逐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方案已走到外交传话阶段,最后一刻被她叫停。
原因在北京:中方警告“你驱逐一人,我驱逐两人”。我觉得,日方原想的一比一剧本,到这儿就演不下去了。
那十一天里,日方的剧本是怎么写的2025年11月7日,东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高市早苗在答辩里把“台湾有事”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挂上了钩。
这个说法在日本新安保法案里,本来就是给集体自卫权开口子的。把台湾局势往这个抽屉里塞,等于在法理上给武力介入留了一道缝。中方反应之所以重,原因就在这儿。
第二天,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X上用日语发帖,措辞很激烈。共同社记录的大意是“对于擅自伸过来的那个肮脏的脑袋,唯有毫不犹豫地砍掉”。
帖文随后被删除,但日本政府和右翼舆论场已经接住了这个由头。
到11月中旬,高市召集官房长官木原稔和外务省高层开会,指示下属向中方传话:如果北京不尽快召回薛剑,日方就启动驱逐程序。
《读卖新闻》2025年11月下旬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者支持她对华强硬,这是她做决策的国内政治底气。
日方内部带着一套推演:我驱逐你一名总领事,你对等驱逐我一名总领事,一比一,双方各退一步,事情收场。
2025年11月18日,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飞到北京,与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当面交涉。
新华社当天记录了这场磋商的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了会面。刘劲松的回应把日方的剧本收了回去:如果日方驱逐一人,中方将驱逐两人,并且点名了日本驻华总领事。
金井回到东京之后,高市叫停了驱逐计划。日方对外给出的理由是,担心外交官相互驱逐形成连锁反应,需要保留对话空间。
一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对《读卖新闻》的形容是,“为了保留对话空间,所做出的极限判断”。
这里得说句实在话:驱逐计划的具体决策过程,目前主要信源是《读卖新闻》引述的日本政府消息人士,中日两国官方都没有公开确认这套细节。
把它当成一条有明确出处、但未经双方官方背书的线索来看,比当成已经落定的定论要稳妥。不过,即便打一个折扣,这件事透露出来的判断方式本身,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我觉得,日方最要命的地方,是把“对方会怎么反应”想得太线性了。
日方最大的误判,是把中方的反应当成了一个可以换算的常数日方那套“一比一”的推演,问题出在把中方的反制尺度当成了一个可以根据挑衅方的“投入”来换算的固定值。
在右翼舆论场的叙事里,外交对抗像一面镜子,你出什么招,对方原样照回来。但中方反制的烈度,从来不是由挑衅方“出了多少”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挑衅行为的性质和伤害程度来定。
日方算的是“我能拿到多少国内政治红利”,没有算“对方会让我付多少代价”。两本账对不上,推演从一开始就站不住。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这场风波的源头。薛剑的帖文是回手,不是起手。
高市考虑驱逐,国内政治权重占了大头——右翼舆论场需要一个强硬姿态来兑现“对华不退让”的叙事,而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是展示效果最直接、看起来成本最低的选项。
一旦进入“互相驱逐”的节奏,右翼媒体就可以把事件重新包装成“双边互相挑衅”,把“日方挑衅在先”这个事实稀释掉。
制造一个新争端来给之前的涉台言论找台阶,在中方没有接这个换题之后,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我觉得,这里不是谁先发帖的问题,是谁先把台湾问题往集体自卫权里塞的问题。
扳机没扣,代价从稀土和企业两个方向渗了出来高市把手收了回去,但关系并没有因为一次克制就自动修复。一年时间里,代价从两个方向同时渗出,每一项都有可以查证的数字。
资源层面的变化最安静,也最精准。共同社2026年11月引述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报道,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航空发动机的氧化钇。
2026年1至9月对日出口只有18吨,去年同期是887吨,降幅98%。同期中国对全球的氧化钇出口只下降了26%,对德国和韩国的出口反而有所增加,唯独对日本的供应被单独按住了。
一家日本大型电子零部件企业的说法是,目前依靠库存维持生产,但原料采购难度在上升。
我觉得这组数字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降幅本身,而在“唯独对日”这个限定词,它不是市场波动,也不是全球性的供应收紧,而是一个明确指向日本的信号。
企业层面的迁移发生得更早,也更难用“外交摩擦”四个字一笔带过。帝国数据银行2026年9月公布的调查显示。
截至2026年6月,在中国大陆设立据点的日本企业为10118家,较2024年的13034家减少22%,较2012年峰值下降近三成,是2010年统计开始以来的最低值。
两年间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只有1221家,而撤出或无法确认仍在经营的达到4137家。这里需要保持一份客观:日企缩减在华布局,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美国关税压力同样是推力。
FT中文网在报道中把“东京与北京外交关系冻结”列为三重压力之一,与增长放缓和关税压力并列,说明它至少是一个绕不开的变量,但不是唯一的变量。
帝国数据银行把这一趋势概括为从“扩张阶段”转向“重组阶段”,而不是简单的“撤离潮”。
我觉得这个措辞上的区别值得留意:重组意味着企业不是在“离开中国”,而是在重新计算“留在中国要承担多少政治风险”。这个计算一旦启动,就不会因为某一次驱逐计划被叫停而自动停下来。
深圳这扇窗,推的人比窗更急回到眼下。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高市计划出席。这将是2025年10月她在韩国与中方领导人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多边场合。
木原稔在11月6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会议期间是否安排中日会谈,回答只有四个字:“不予预断”。距离会议不到两周,连“正在协调”都不愿意说,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一个可以对照的细节是:2014年中国上一次主办APEC时,中日关系同样处在紧张周期,中方领导人仍然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了手。
但那一次,双方在会前数月已经为关系缓和做了铺垫。今天缺少的恰恰是这个铺垫。木原稔重申“综合所有信息作出判断是政府的一贯立场”。
同时坚持日本对台立场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致,“没有任何改变”。中方的要求则始终没有模糊:撤回错误言论,拿出纠错行动。
两套语言没有对上,握手是一回事,把那条被踩过的线重新说清楚,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深圳这扇窗开不开,不在窗,在日方愿不愿意先把话收回去。
结尾一年前那场没有扣下扳机的驱逐计划,留下的教训不在“高市有没有胆量”。把挑衅的成本算低,把对方的反应算窄,最后收手的往往是自己。
稀土出口数字的骤降和四千多家企业的撤出或失联,都是误判在账本上留下的痕迹,只是它们来得比外交辞令慢,也比外交辞令实在。
收敛不等于修正,克制也不等于纠错。那条线还横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