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马廷勷的联名电报,先后发了两次,都没有得到复电。于是在七月六日由马廷贤领衔,发出了四路司令的联名通电,主要内容是:反对国民军的残余势力把持甘政,主张就杨慎之、贾宇清二人中推选一人担任甘肃省主席,在电文中还指责马鸿宾“十四年开关迎敌,十七年代敌指挥”。这个通电发出后,兰州方面没有什么反应。但国民军雷中田的部队由临洮进占了渭源,陇西受到很大威胁,鲁大昌派桑汤六前来接洽援助。我们为履行诺言共同对敌,决定联合行动,提前攻打兰州,以企减轻对鲁部的压力,遂由联合办事处推我为前敌总指挥。
此时韩进禄、王占林正率部国攻礼县,归我指挥的队伍计马入仓的一个师,韩、王两师的两个旅,共约三千余人。另外还决定由平凉陈珪璋派杨抱诚旅,以及鲁大昌派六百人参加作战。
在我率部占领定西之后,联合办事处又以四路司令名义于八月二十七日发出第二个通电,这个电报中说:"王桢(当时甘肃省代行主席)窃权如故,弄兵如故,挑拨回汉,隐患已成,廷贤等保卫桑梓,合师声讨,成败利钝,本非所计。惟兹苦衷,不敢不告。联军喜战,纪律欠佳,处罚顽固,动辄过量。以我首善省垣,供彼一人孤注,众怒之下,宁堪设想。师所濡滞,职是故耳。伏维诸公(指刘晓岚,杨慎之等在兰士绅),时事日非,不念人民,宁忘身家。敢祈抖擞精神,挽回劫运,倘彼翻然悔悟,接受鱼电,廷贤等悬崖勒马,势犹可追,高雷诸部,如能合作,化敌为友,尤惬素愿。”
我们八月五日(农历闰六月十一日)占领了定西县城,当时定西防务空虚,县长王元(甘肃人)被俘旋即释放。计划等待陇西和平凉的部队到达后再部署前进,不料鲁大昌答应的六百人始终没有派出,陈珪璋的杨抱诚旅到静宁后,因黄得贵突然派兵进攻平凉,杨旅又被调同增援。此时青海马麟已被刘郁芬委以“甘肃剿匪司令",派马二虎、马忠良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队来攻。
我们没有坚守,撤退到距城四十里的李家堡、红土窑一带。休息数天后,韩进禄、王占林已打开了礼县,队伍大部集中定西,于是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进攻。这次战况比较激烈,双方都有伤亡,惟因双方士兵多是河州子弟,战场伤亡多是亲属故旧,因而战斗情绪低落,表示不愿打仗。同时由于纪律不好,不听指挥,抢掠情事,不时发生,因此我们又后退到红上窜、牛营店一带。当时王占林的任务是经内官营逐绕向甘草店进袭,以断马麟后路,不料在内官营附近遭到雷中田部潘振法旅的伏击,损失惨重,溃退马营。
与此同时,兰州呼吁和平委员会以刘庆笃为首拍来电报,并派马永祥、张顺元、马兆凤、马敬孝、张彦林、马朝儒等十八代表来到马营镇进行斡旋。这些代表,全系前西军旧属,和我们有一定关系,因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带来的意见是让马廷贤部从陇南撤出,移驻旧防地河州和凉州。我们对这个意见没有接受。决定在马营召开会议,研究是否再打的问题,会议由马廷贤亲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韩进禄、毛占林、任丹山和我,以及鲁大昌的代表桑汤六、黄得贵的代表张禹川、陈珪球的代表秦钟岳。
会上王占林等多数的意见是:“打下兰州,我们的司令能作主席的话,我们就继续打。不然,我们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为了什么?”主张继续打的只有任丹山和秦钟岳二人,可是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大家重视。马延贤和我根据会议情况也不主张再打,因而建议趁和平代表前来调停的机会,停战言和,会议就为此作了决定。代表们遂跟我们一同到了天水,部队分别撤回原防。我们刚到天水,忽接兰州来电,以大局有变(指冯玉祥失败),和议停止,一切听候中央命令。所谓四路联军攻兰州一事,到此就算结束。
四、部众内讧和“韩马事变”
马廷贤集团自进据陇南后,由于争权夺利,内讧时起。以三个师长而言,除马入仓与马廷贤关系较好可算作亲信外,韩进禄和王占林对马廷贤是貌合神离,各有打算。
王占林与马廷贤过去没有什么关系。自进入陇南后,王部驻扎甘谷、武山一带,通过他的参谋长师乐天(临洮人)的奔走活动,在南京寻找门路,被蒋介石委以甘肃讨逆军第六路司令,在甘谷自办了军官训练所,野心勃勃,想另起炉灶,定西撤退返回甘谷防次即秘密就职。后来他把向蒋介石报告就职的电报送平凉拍发,为陈珪璋查扣转送天水。同年冬天,王在他的三个旅长马阿莽、马有成、马公章及独立旅旅长马凤龙的联合反对下,于一个夜晚被赶跑了。当时是否为马廷贤所布置,我不清楚。
韩进禄对马廷贤不满,是进入天水不久就开始的,原因是:(一)马廷贤大权独揽,县、局长却从不给部下分肥;《二)礼县的“罚款”为马廷贤豁免,自己没弄到手,(三)马粹芬受马鸿宾之命从中挑拨离间。同时韩对我也很不满,他认为把军缩编为师是我的主张。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我因赴徽县收编陕西甄寿山残部刘得才部刚回到天水,第二天即二月九日天麻亮时,忽据报告:韩进禄的队伍调动了一夜,现在大部都上城了。我知其已有异动。不多时又据报告说,城门已被关闭,不许通行。马廷贤得到上述报告后,即派阿訇去探询究竟。据韩亲对来人说:“过去要个县长、局长从来都不搭理。现在我们要算总帐。”接着司令部即被包围,我们周围发现了很多来监视的人员。
这时我感到情况严重,考虑抽身之计。经过向韩要求,起先还希望他保荐一批县长、局长了事,后来连请他允许我和马廷贤出去都未答应。次日西城门开了半扇,暂准人行走。于是我去找贾宇清,告以准备冲出城门的计划。贾认为走有危险,主张由他联合地方人士出面调停,请马廷贤和我出走,一切交给他们,和平了事为原则。但贾走后好久不见消息。
我积极准备一切,布置出走的计划。贾忽差人送来一个纸条,上写:“今早计划速行。”始知调停没有结果。这就更坚定了我出走的决心,秘密派了四名精壮便衣预往西城门口埋伏。马廷贤开始不同意冒险冲出,当我收拾动身时,他才决定和我一起走。我们便带了十来个随从,绕道走到西门口,埋伏的便衣看见我们一到,乘卫兵不备,突然开枪射击,登时打死守卫者数人,我们便冲杀而出,出了西门直奔驻在西关的马入仓师部。
韩进禄听见我们已冲杀出城,感到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十分惊慌。贾宇清等怕外面攻城,地方糜烂,继续奔走调停。在此期间,我们向各县调集队伍,包围城垣。相持六天以后,城关人心更为惶乱,贾宇清等再三为民请命,一面请求马廷贤不要攻城,一面跪请韩进禄从城内撤走。当时韩的部下大部认为时机已失,守亦无功,有些团、营长蹓出城投向我们。
此时韩部仍无撤退或“悔罪”迹象,我们遂开始总攻。韩进禄已知部下不可控驭,以一万元贿买马廷贤部包围东关的团长马如林,准备逃走,但还没有来得及,即被我们攻进城去。韩只身跳城逃走,“韩马事变”,于此结束。我们去城外时,我还接到马鸦宾的电报说:“副回(韩进禄字)为人刚直,万一驻秦不宜,可令移驻他县。”由此可见韩与马鸿宾早有勾结。听说韩逃到兰州后,马鸿宾已就任代理甘肃省主席职务,韩即由马派为“剿匪司令”,在静宁一带活动。
五、严尔艾与“陇南绥靖指挥”
一九三一年元月,马鸿宾从宁夏到兰州就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委派的代理甘肃省主席职务。同年二月,蒋介石派视察员马文车、刘秉粹、严尔艾、谭克敏四人来甘活动。他们进入甘肃后,先到平凉改编陈珪璋为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二月中旬到达兰州后,又去临洮改编鲁大昌为甘肃警备第二路司令。过了不久,我们在天水得到消息说,视察员恐安全成问题,已中止天水之行。
马廷贤闻讯后,专电欢迎,并促天水地方士绅联名电请。复电要我们先派负责人来兰面谈,马廷贤决定派我以参谋长名义去兰州欢迎。我到兰州后,已听说四位视察员之间步调不一,马刘、严谭结为两派,互有矛盾,各不相下。
当我初次往访时,马文车和刘秉粹接见我的态度很倨傲,提到马廷贤的改编问题时,口口声声表示不成,根本谈不进去。当我辞出要走时,严尔艾和谭克敏约我到他俩住的南厅去坐。一经接谈,二人态度都很诚恳,严尔艾很认真的问我:“鲁大昌要求编十四个团,陈珪璋要求编十八个团,你们仅要求编八个团,能办到吗?”我答:“大家商议过了,按八个团改编没有问题,能够接受。”当天晚上,严尔艾又到我的住处,再三叮嘱说:“编八个团没有问题的话,我回去就上报。”我表示“决无问题”。严尔艾上报后,很快就得到潼关行营主任顾祝同的复电,大意是:“既马参谋长能诚恳负责接受中央意旨,卷严视察员前往整编”。这样就决定了严尔艾天水之行。
马文车和刘秉粹对我那么冷淡,据我从旁了解,他们和雷中田有所联系,正计划联合其他地方势力,解决马廷贤,以收人心,而严尔艾、谭克敏却有意识的和马、刘相反。这也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了。
我于三月初旬陪严尔艾动身回秦,马廷贤率天水各界代表迎候于武山,见面之后极为亲热,我们到天水时,欢迎情况更为空前。严尔艾感到十分满意。经过商议,马延贤又提出整编的具体意见,为六个骑兵团和一个可有可无的步兵团(地方团队)。这使严尔艾更出意外,因而处处表示好感。我们为了进一步拉拢关系,马廷贤、严尔艾和我还结拜为换帖弟兄。
经过整编后的六个骑兵团团长是:马入仓(少将)、马如林、马如龙、马进禄、马维俊、马有成,步兵团团长为马永全,共计骑兵四千多人,步兵一千多人。关于马廷贤的名义问题,事先我们预料可能为甘肃警备第三路司令,可是南京中央电报却发表为“陇南绥靖指挥”,部队改为绥靖军。马廷贤喜出望外,对严尔艾格外表示感激。当严的任务完毕准备回兰时,马廷贤请贾宇清和我一起研究,决定给严尔艾送谢仪两万元,由我把在苏州提取的汇票送交严尔艾。严坚决不收,二次送去仍不收,并说:“只要你们把事业干好,将来还没我花的钱吗?”当我第三次送去时,说明这是零花路费不是报酬,又看到我三次往返心意诚恳,才勉强收下。严临走时我们又送了一千元现款和四匹走马,并由我护送到鲁大昌的防区后,才分手而别。
严尔艾返兰后不久,大约是四月某日,兰州报上忽然登出视察员呈蒋介石一电说:“……(二)马廷贤极纳善言,凡缩小兵员、减轻民困、严肃纪律、注重训练、交还财政诸事,听候指导。(三)陡南除现为川军占领之武都、文县肆意扰民外,其余各县防务均尚安靖。马部军纪严明,绝无斩杀不法情事”。过了一日,报上又登出蒋介石任命马廷贤为陇南绥靖指挥的消息。
由于马廷贤屡次参加变乱,屠杀无辜,罪大恶极,人所共愤,这两个消息刊出后,舆论大哗,不论省内省外,群起攻击,反对之声,如响斯应。加之马文车等从中攻讦,据传兰州街头标语传单,到处可见,甚至有赴视察员招待处面找严尔艾质问者。不久顾祝同来电将严调回,他在回南途次,将两万元汇票山邮寄退回,并在致马廷贤稚我的信中说:“总理绣像两张退回”(绣像即指汇票)。严尔艾走后不多儿天,马廷贤在天水大张旗鼓地就任了陇南绥靖指挥职。
六、退出天水及其下场
马廷贤就任陇南绥靖指挥不久,我借马廷贤给杨 虎 城 送礼(马四十匹,皮衣两千件)的机会到了西安。在西安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名义上虽是马廷贤的代表,但对这一段时间马的活动不大清楚,只有迎吴佩孚一事,我略知过程。同年十月,吴佩孚到天水后,曾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委马廷贤为陇南护军使兼骑兵禁卫军总司令。马的七个团长都被委为师长。吴离开天水后,马廷贤把这两张缎质的委状派人送到西安,由我转交给杨虎城。第二天《西安日报》上发表了吴在陇南活动的消息,并把吴给马廷贤的两张委状一并刊出。马廷贤这样作的目的是表明他没有接受吴的委任,实际上他对吴的欢迎是极其热烈的。
当时杨虎城正在扩张实力,对马廷贤也积极拉拢。在南京中央政府发表陈珪璋为新编陆军第十三师师长、鲁大昌为新编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后,杨虎城设法委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
同年冬,川军邓锡侯以“应 陇 南 民众以求”为名,派黄隐师入甘驱马,并以牛锡光为前锋,向陇南进军。马廷贤得讯后,一面派队堵击,一面电杨虎城报告。当时杨对川军亦主张堵击。马廷贤和天水地方人士继又先后电杨,催我回去。杨遂派我为前敌指挥,并派马青苑的警备师入甘助战,归我统一指挥,令马师韩世本旅与我同时出发。
当我行至清水时,马廷贤的马进禄团(即尕黄团)已在徽县郭家塄战役中覆灭,成县已被川军占领:西和一带的马尚智部,原已归顺了马廷贤,此时又有变化;王佑邦前被马忠部解决,押送天水后又行脱逃,也与川军联合,在徽县、两当一带活动。当时陇南的情况十分复杂,由于韩世本旅还未完全赶到,我把指挥部先设在娘娘坝。此时徽成一带的马军,已全部被川军击溃。
过了几天,忽接马廷贤的电话,说川军已过了西和礼县,叫我向后撤退。于是我把指挥部又后撤至皂角铺。接着他又叫我回天水,并说川军已到距天水城五十华里的牡丹园。我乘马赶到城下时,业已入夜,及我到马的司令部门口,正碰上马廷贤上马要撒向东教场。
经我坚持,遂又回到司令部,他已神情慌乱,认为形势紧张,非马上撤离不可。实际上他告我的这些情况,全非事实,原因是他怀疑陕军与川军联合,要解决他。他此时对我也怀疑起来,最后决定还是撤出了天水城。这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即农历腊月初九日)午夜的事。
我们撤出后,为了维持城内秩序,我还亲自进 城 巡视了一回,然后命令到秦安集中。到秦安后,先决定撤往河州,我首先不愿去,马廷贤也感到失败回家乡难以安身,乃决定仍回宁夏,马廷贤表示愿离开部队到天津休息。
在我们撤退后,杨虎城先发表我为十七路骑兵旅长,令我带领马廷贤的队伍,接着又改委为十七路骑兵司令。我当时顾虑将来回族中要对我咒骂,没有敢接受这些委任。我们 撤到静宁威戎 镇时,发现马入仓、马汝林两个团到庄浪水洛城后,再未跟来。马廷贤让我去看时,杨虎城派送电报的牟衡伯正在那里。马入仓、马汝林要我接受骑兵司令,表示情愿归顺西安,不再跟马廷贤去了。
马廷贤在前面不见我回去,又听说我被扣留,派队伍来接我,结 果 双 方冲突起来,经我调停而息事,我乘机离开。从此这两个团就脱离了马廷贤,马入仓归杨虎城改编为十七路的骑兵团,马汝林为十七师的骑兵团。我们到静宁单家集时,第四团(原尕黄团)又变了,去攻打靖远,团长阵亡,最后跑到永登地区被马步芳收编了。及至我们到固原杨老庄时,跟我们的只剩马维俊、马如龙、马公常三个团了。我们驻在那里,派人与马鸿宾联系,马鸿宾叫我先去宁夏,队伍暂驻同心城。
我到中宁时,马鸿宾正从一条山回宁夏途中,我与他通了电话,他的意见不让马廷贤的队伍进入宁夏,否则马廷贤应离开队伍。最后商量决定部队由我负责,指定暂住李岗堡、李俊堡和六寨子三处。我和马廷贤到宁夏后,又接到马鸿宾电话,不让马廷贤进宁夏城,只允许暂住新城,另派人接待。
我随即见了马鸿宾,他对马廷贤十分痛恨,不愿见面,并叫从速走开。经我从中排解,他们见了一面,马廷贤住了数日之后,我们派人把他和眷属送往包头转赴天津。他的这三团部队被马鸿宾改编为一个旅,留我担任旅长。
马廷贤在天水盘据的二十个月中,搜刮了五六十万元,到天津后,购买房产四处,又娶了两个老婆,花天酒地,过着腐朽生活。他又拿出了一大部分资金给在天津的河州商人经营商业。不数年钱即花完,而贷放经商的款又收不回来,只好典卖房产维持生活。到抗战中期,日寇曾利用马延贤,给以“西北长官”名义,一度曾到包头窥伺各方情况,觉得汉奸也不好当,又化装回到天津,改变姓名躲藏起来。后因日寇追寻,在天津站不住脚,遂于一九四一年回到甘肃河州他的老察大河家,仗着他妹夫马步赢(马步芳的三兄弟)的权势,向曾在天津借他钱的商人索债,鞭打绳捆,结果要到了数万元。
解放后由于民愤极大,土改时被群众检举,人民政府将他逮捕,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获得释放。可是这个罪大恶极的封建军阀,仍不改恶从善彻底认罪,在群众揭发控诉下,一九五八年再次被捕,于一九五九年小月被依法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