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趣闻分享
“我不是老赖,我只是一个失败者”
这句话,来自苏州一位叫陈中刚的小微企业主。2020年,因为企业经营失败,他背上了千万负债。更致命的是,因为一笔银行贷款的连带担保责任,他败诉了,名字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这几年,他一直在申诉,手里抱着的,是上百页厚的贷款合同、判决书和申诉材料。他的经历,并非个例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的“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已达878万余人。这878万个名字背后,是无数个面临债务危机的小微企业主和创业者
今天,当我们探讨如何对待这群人时,绝不是为了给“欠债不还”洗白,而是为了直面一个复杂的法治与商业命题: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我们该如何精准区分“诚实但不幸的失败者”与“恶意逃废债的老赖”?又该如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给那些敢于冒险的创业者留下东山再起的火种?
01
悬在创业者头顶的“无限连带”之剑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和风险经济。创业,本就是九死一生的概率游戏
然而,中国的小微企业主在融资时,往往面临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有限责任往往变成了“无限连带”
银行为了防范坏账风险,通常会要求企业主及其配偶签订个人无限连带担保。企业繁荣时,这只是一张纸;一旦遭遇行业周期波动或黑天鹅事件,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个人的噩梦便真正降临
公司可以走破产程序,但个人的债务却无法清零。他们不仅失去了半生积蓄,还要面临限制高消费、出行受限等惩戒。我们必须承认,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在打击逃废债、维护司法权威上功不可没,但一刀切的“限高”与“失信”,也让一部分原本有意愿、有能力还债的创业者,彻底失去了创造财富翻盘的机会,陷入了“社会性死亡”的死局
如果把因为正常商业风险而失败的人永久逼入死角,那么谁还敢去创新?谁还敢去创办企业?保护企业家精神,首先要允许他们“体面地失败”
02
贾跃亭与罗永浩:恶意与善意的分水岭
每当谈及宽容失败,必然会有债权人愤怒地质问:“欠钱不还还有理了?”
这种愤怒理所应当。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核心前提:宽容失败,绝不等于纵容欺诈
同样是背负巨债,贾跃亭与罗永浩,就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贾跃亭留下一句“下周回国”,通过复杂的海外股权架构和信托转移资产,把巨额债务甩给国内的供应商和机构,这是典型的“恶意逃废债”,是对法治和诚信底线的践踏
而罗永浩,欠了6个亿。他没有跑路,没有隐匿财产,而是放下身段去直播带货,硬生生上演了一出“真还传”。他同样一度被列为失信人,但他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愿意配合清算,愿意用一切合法手段去承担责任
社会真正需要痛恨的,是那些转移资产、隐匿财产、恶意不还的“真老赖”。但现行的制度,往往很难将这两类人精准区分开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法律层面,建立一套全新的甄别机制。
03
个人破产制度:不是老赖的狂欢,而是法治的成年礼
财新网等媒体曾多次呼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挽救“诚实但不幸”的创业者
好消息是,深圳已经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这标志着中国在市场退出机制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个人破产制度的本质,绝不是让债务人一笔勾销、逍遥法外;而是一种科学、严苛的债务重组与豁免机制
它的核心逻辑是:债务人必须全面、真实地申报所有财产,交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进行清算和分配。在接下来的考察期(通常是3-5年)内,债务人必须严格限制高消费,其部分收入要强制用于还债。只有经过了严苛的考察,证明其确实无力偿还剩余债务,法律才会予以豁免
这是一种双赢的制度设计:
对债务人而言,它提供了一个“重获新生”的出口,激励他们积极还债,而不是破罐子破摔
对债权人而言,它通过法律手段逼迫债务人交出所有隐匿资产,比无休止的死账要有意义得多
配套个人破产制度的,必须是极其严厉的破产欺诈惩罚机制。一旦发现债务人敢隐瞒资产,直接追究刑责,让其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只有用严刑峻法防住“恶意”,才能用宽容制度护住“善意”
878万失信人,这是一个庞大且沉重的数字
当我们探讨给他们重新上路的机会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中国经济环境的韧性和法治建设的完善程度
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不仅要有让创业者乘风破浪的顺境,更要有包容他们跌倒后重头再来的底气。加快完善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用制度区分“真老赖”与“真汉子”,这才是对债权人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企业家精神最好的弘扬
给失败的创新者留一条退路,就是给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留下一条宽阔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