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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被点名,大会开到一半,卢拉质问西方:有什么资格指责中国

11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期持续到11月20日,11日和12日举行高层峰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0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升温趋向突破1.5摄氏度这一《巴黎协定》设定的阈值,今年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四个年份之一,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放大变暖影响。会议把2035年前全球经济电气化比例提升到三分之一以上列为讨论目标,目前这一比例约为五分之一,数据中心脱碳、发展中国家资金筹措、明年以后的磋商机制也都进入议程。在战争、通胀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交织的背景下,各方仍把气候问题放在多边谈判的焦点位置,但会场内外的责任争议并没有随议程推进而缓和。

大会进行到中段,巴西总统卢拉在与民间团体会见时直接点到美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国,敦促这些吃尽工业革命红利、长期向发展中国家施加环保规则的富裕国家,在气候融资上承担更大责任。他回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的提问,已经经历两百年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污染了地球,欠下的排放代价不偿还,就没有理由要求中国。

这番质问戳中了气候谈判长期僵持的要害,各国在减排责任上的分歧围绕当期排放量展开,真正争议集中在历史排放由谁承担、发展权利由谁保障。西方跳过自身两百年工业化累积的污染代价,拿着当期排放数据要求后发国家承担同等义务,这套说法站不住脚。卢拉讲话结束后现场响起长时间掌声,说明后发国家对这种责任划分方式的不满已经公开化,这场争议关系到公平基准要不要回到谈判桌上,超出某一国与某一国的口角范围。

谈减排责任,先要把排放的时间口径分清楚。工业革命启动后的两百年间,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主要由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排放,这些国家在城市化、基建扩张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也把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形态扩散到全球。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时,大气容量已经被占用大半,自身还要解决贫困、就业、住房、医疗和基础设施补课等民生任务,排放增长首先服务于基本发展需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写明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据的正是这种历史进程和国情差异,发达国家在减排节奏、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上应当走在前面。

发展中国家并不拒绝减排,拒绝的是在发展空间尚未打开的情况下,被要求套用发达国家今天的排放指标。卢拉在哥本哈根就把这层意思讲得很直白,两百年工业革命留下的污染代价不补偿、不修复,转头要求后来者压低排放,顺序上就说不通。气候谈判如果只截取最近十几年的排放数据做对比,等于把历史阶段差异抹掉,让后发国家为别人的工业化过程买单,这种口径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

卢拉这次发言把气候融资单独提出来,要求富裕国家尽到自己的本分,这一点需要放在谈判义务的框架里看。多年前发达国家就在多边场合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但承诺的资金长期没有足额到位,技术转让还附带各种限制条件。一些国家把高排放产能转移到海外,由承接产能的国家完成生产环节,排放记录记在后发国家名下,本国只保留商标和利润,再用环境标准约束承接产能的一方。

资金和技术义务不兑现,规则层面的指责就只剩施压作用。发展中国家面对海平面上升、极端干旱、风暴潮和农业减产,需要适应资金、低碳装备和可获取的技术渠道;大会上先要求其拿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指标,没有现实基础。发达国家如果真有资格谈气候规则,先把历史责任对应的资金拨付、技术开放和减排行动摆出来,让其他国家看到实际动作,再讨论对后发国家的要求。只讲约束、不讲支持,只谈指标、不谈义务,这种谈判方式在会场内得不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大会会场内外还有一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连续两年没有向大会派遣代表团,今年1月已经退出《巴黎协定》,按日方报道预计还将于明年2月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个长期在多边场合拿环保标准要求别国的国家,自己先后退出国际协议、拒绝到会参与磋商,言行之间的落差直接削弱它在气候议题上的发言资格。

缺席算不上中立选择。美国把国内政治议程放在全球公共事务之上,退出框架之后再对他国减排安排指手画脚,国际社会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标准。美国本土行业协会和学界对退出气候协议的后果早有评估,能源价格波动、转型成本上升、清洁能源技术合作机会流失,最终都由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短期政治利益压过长期公共责任,也让其他国家看清,部分西方国家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随国内选举周期摆动,并不具备稳定的规则说服力。

本次大会把电气化比例目标作为推动减排的方向,2035年前全球经济电气化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目前约为五分之一。气候议题倡导者已经指出,这项承诺没有要求新增电力必须来自低碳能源,目标执行存在明显缺口,化石燃料产量和利润仍在支撑部分国家的能源政策。与此同时,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规模仍在扩大,直接原因是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储能装备以较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压低了各国新能源项目的投资门槛。

减排的技术路径已经跑通,成本门槛在下降,剩下的障碍主要在合作意愿和资金安排。发达国家如果愿意开放技术、扩大装备贸易、支持发展中国家电网改造和储能建设,后发国家跳过高碳老路的速度会明显加快。把减排压力单独压给后发国家,回避技术扩散和资金支持,大会设定的电气化目标很难按期实现。

大会期间,中国角举办生态文明主题边会,发布绿色发展智库报告英文版,与会国际人士对中国清洁能源进展给出正面评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国际能源署以及澳大利亚工业界和谈判代表在交流中提到,中国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推动全球电池和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其他地区在装备价格和技术获取上直接受益,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转型支持。

中国的绿色转型先在国内完成产业规模扩张和技术迭代,再通过贸易和合作把低成本装备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后发国家在新建电力系统时直接采用低碳方案。外界指责中国排放的说法,没有把中国减排速度、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技术外溢效果纳入统计。用静态的当期数据评判一个正在快速转型的经济体,这种口径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中国在光伏、风电、电动车和储能领域形成的产业能力,正在成为全球减排成本下降的重要来源,这一事实在会场内已经被多方人士反复提及。

气候谈判要守住公平基准,后续议程需要把减排指标、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纳入同一框架。发达国家先兑现历史责任对应的资金和技术义务,把承诺转成可核查的资金拨付、项目执行和减排数据;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多边场合团结发声,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继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拓展多元海外市场,深化南南合作,用装备和技术支持其他国家转型。太平洋岛国和低地国家面对的生存威胁等不起冗长争论,各方需要把口头承诺转成看得见的行动。

卢拉在大会现场得到掌声,说明后发国家对公平责任划分的诉求拥有广泛共鸣。气候问题不会按谁的嗓门大小分配责任,历史排放、当期行动、资金义务逐项对照,发言资格自然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