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拿最佳导演那晚,蓝鸿春在台上谢的是小学班主任
金鸡奖最佳导演给了郑大圣,最佳编剧和评委会特别奖给了蓝鸿春。两个人的获奖感言放在一起看,比任何一篇影评都说明问题。郑大圣上台,身后站着的是外公黄佐临、外婆丹尼、母亲黄蜀芹、父亲郑长符,一条从民国铺到今天的电影世家线。蓝鸿春上台,用潮汕话谢的是他天上的阿嬷,和他五年级的班主任欧阳思,一个在汕头潮阳平北小学教他讲故事、编故事、演故事的退休老师。
一个从小在电影厂的宿舍里长大,幼儿园阿姨是王丹凤,食堂大师傅是刘琼和舒适。一个从小在潮汕的巷子里听阿嬷讲古,五年级在班会课上把《皇帝的新装》改编成小品。两个人都走到了金鸡的台上。但走到台前的那条路,长度不一样。
◆ 郑大圣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郑大圣的家世,网上已经扒得很细了。外公黄佐临,中国现代戏剧泰斗,上海人艺的奠基人。外婆丹尼,舞台银幕双栖演员。母亲黄蜀芹,第四代导演里绕不过去的名字,《围城》《人·鬼·情》《孽债》都是她的。父亲郑长符,上影厂的美术师。
这不是“祖上有人干过文艺”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完整的、不断层的行业通道。郑大圣从小住在上影厂的宿舍,吃食堂,父母轮流出差拍戏,门边常放着一只箱子。父亲出门前给他布置速写作业,用剧本背面做成日历,让他按时画。他后来做导演能自己画图,基础是那时候打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小泡在这个行业的气味里。编剧、导演、评审、资方,这些词对他来说不是概念,是客厅里坐着的人。
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一个在电影世家长大的人,对电影的理解天然比别人深一层。郑大圣拍《廉吏于成龙》,是接母亲的班。他拍电视电影、戏曲电影,在行业里磨了二十多年,早就拿过金鸡最佳导演提名。他的能力配得上那个奖杯。但问题在于,当行业评价体系面对一个“熟悉的面孔”和一个“陌生的面孔”时,天平天然会往熟悉的那边偏。不是因为评委偏心,是因为熟悉的创作者的作品,更容易被放进那套已经被验证过的评价框架里。
◆ 蓝鸿春的“罗马”,是自己一砖一瓦垒的
蓝鸿春的履历,和郑大圣放在一起,像两个平行世界。
他大学读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不是科班出身。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在电视台拍过纪录片,后来离职创办自己的影视工作室。2019年做《四海潮味》,跑了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十几个国家,采访了近三百个海外华人家庭。那部纪录片是他自己找钱拍的。拍《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他走访了那么多家庭,研读了几千封侨批,整理出十几万字的参考资料。
他选角的方式,是拿几部手机在短视频平台上反复刷“20岁本地潮汕女孩”,靠算法筛出了李思潼。他拍戏的道具,是电动三轮车绑上摄像机当移动轨道。他的剧组没有明星,没有大投资,1400万的成本,首日排片1.6%。然后靠口碑一路逆袭到20亿票房。
蓝鸿春在金鸡台上说“做人要有情有义,刻苦会成熟”。这句话是他阿嬷教他的,也是他班主任教他的。他五年级的班主任欧阳思,在班会课上带着孩子们改编课文、自编自演。蓝鸿春在里面特别活跃,把课本里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老师那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身上藏着讲故事的天赋”。一个小学老师在二十七年前种下的种子,二十七年后的金鸡奖台上开了花。
◆ 奖项最大的价值,是给没有背景的人一条路
金鸡奖是专家奖。专家有专家的审美体系。这套体系偏爱“显”的东西,偏爱可以被拆解、被教学、被写进论文的技法。郑大圣的《密档》拿最佳导演,评委会给的理由是“以日常中的反常构建隐蔽战线叙事的独特张力”。这句话指向的是导演在技法上的用力。蓝鸿春的导演方式恰恰相反,他把自己藏在了素人演员和真实故事后面。观众记住的是南枝、淑柔、那些信,不是“蓝鸿春的镜头”。在金鸡的投票室里,一个把自己藏得太深的导演,在“最佳导演”那一栏里天然吃亏。
但奖项的意义,不只是奖励那些已经站在圈子里的人。奖项最大的价值,是给那些站在圈子外面的人一条看得见的路。一个潮汕的汉语言文学毕业生,靠拍纪录片攒经验,靠短视频平台选演员,靠三轮车拍出一部20亿票房的电影。如果这样的人永远只能拿“特别奖”,永远在最佳导演和最佳故事片的门口停住,那下一个蓝鸿春还会不会出现。
郑大圣拿奖,实至名归。蓝鸿春拿特别奖,也配得上。但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时候,行业需要想一个问题:奖项的门槛,到底是在衡量作品,还是在衡量一个人离那扇门有多近。#观点创作激励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