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菲律宾政坛出现了一幕颇为耐人寻味的局面:一边是菲律宾政府部分官员不断强调对华强硬,一边是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在香港公开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菲海上争议。两种声音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内,而且时间相隔很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策意见不同,而是菲律宾对华路线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内部分歧。
11月6日,菲律宾副总统办公室正式公布,莎拉将在11月6日至8日访问香港,参加当地菲律宾社群组织的活动。副总统办公室特别说明,此次行程费用由莎拉个人承担,并非使用政府财政资金。她还取得了奎松市地区法院11月3日签发的出境许可,以及总统府相应的旅行授权。
这次行程还有一个特殊背景:莎拉正在接受弹劾审理。她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并不意味着案件已经结束,也不意味着她已经摆脱政治压力。恰恰相反,弹劾程序和2028年总统选举的前景,使得她每一次公开活动都容易被菲律宾国内不同政治阵营赋予额外意义。
11月8日,莎拉与香港菲律宾劳工交流时,把中菲关系问题直接摆到了台面上。她提出,菲律宾应该组建由外交官和谈判专家组成的团队,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国表达诉求,而不是依靠社交媒体互相攻击,更不应该让海上对抗取代谈判。
她还谈到了两国军事实力的差距,认为菲律宾不应该忽视这一现实。她的观点并不是宣布放弃菲律宾方面的海上主张,而是强调解决争端需要考虑实际能力、外交成本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维护国家权益与主动制造军事冲突,本来就是两回事。
莎拉的表态之所以引发关注,关键不在于她说了多少缓和关系的话,而在于她公开触及了菲律宾强硬对华路线最难回避的问题:如果菲律宾没有足够的独立军事能力,长期把海上争议推向高强度对抗,究竟由谁承担风险?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政治口号解决的问题。菲律宾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上交通、能源运输、渔业和对外贸易都高度依赖周边海域的稳定。任何一次意外碰撞、误判或者军事摩擦,都可能带来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后果。对一个需要持续吸引外资、保障就业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长期紧张并不是什么低成本选择。
而莎拉发声前五天,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菲律宾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11月3日,中方有关负责人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通电话。中方指出,当前中菲关系受到恶意干扰,菲律宾少数政客出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利益,不断攻击抹黑中国,将正常经贸和人文交流政治化,并损害在菲中国公民和机构的正当权益。
中方要求菲律宾加强对有关人员的约束,在对华政策上发出理性、统一的声音,同时在海上问题上谨言慎行。中方也明确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中国并不打算因为菲律宾国内政治人物的不同立场,就改变自身的原则和政策。
这次通话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重视中菲关系,希望发展稳定、可预期的双边关系,并愿意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及其他问题。双方还同意保持外交沟通,反对恶意挑衅和破坏外交努力的行为。
这说明菲律宾外交系统并非不知道稳定中菲关系的重要性。真正的问题是,菲律宾政府内部能否形成一致的政策执行机制。如果外长刚刚同中方谈妥保持沟通,其他官员转头又发表激化矛盾的言论,外交部门的工作就会受到直接影响。
11月8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相当值得注意的声明。该部门公开提醒政府其他机构和官员,国家外交政策不能由不同部门各自决定。菲律宾总统才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府官员无论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都应当遵循总统确定的政策方向。
这番话并非普通的部门工作提醒。菲律宾外交部实际上是在强调,不能让个人政治主张干扰国家整体外交安排。尤其是在中菲关系需要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的时候,政府内部出现多种互相冲突的对华声音,只会让菲律宾在外交谈判中失去政策连续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并没有因为外交部门的表态就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强调菲律宾一直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同时表示涉及政府政策方向的问题,应当听从总统的决定。这种回应说明,菲律宾政府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成两派,而是外交部门、国防部门和政治人物对如何处理分歧有着不同侧重点。
11月11日,菲律宾总统府又对莎拉的香港言论作出回应。总统府新闻官克莱尔卡斯特罗批评莎拉低估菲律宾自身能力,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在国际争端中贬低本国军队和民众的能力。她强调,即使国家实力存在差距,也应该保持团结,维护国家利益。
这番回应让菲律宾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公开化。莎拉强调军事差距和谈判必要性,马科斯政府则不愿意让这种表述被理解为菲律宾在对华问题上退让。两种观点背后,是对国家安全、外交自主和政治责任的不同理解。
从中可以看出,莎拉这趟香港之行产生的政治影响,已经不局限于海外菲律宾社群。她实际上把菲律宾政府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菲律宾究竟应该如何在维护海上权益、避免军事冲突和保持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杜特尔特家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重新受到关注?还得从菲律宾政治格局说起。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执政时期,菲律宾曾经推动改善对华关系,将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那一时期的政策路线,与现任马科斯政府部分对华安全政策形成了对照。杜特尔特家族也因此积累了一定的政治支持基础,尤其是在菲律宾南部地区。
莎拉作为杜特尔特的女儿,不仅拥有副总统身份,还具有独立的政治资源。她与马科斯原本曾经在2022年大选中组成政治联盟,但双方后来在政策方向、政治利益和权力安排上出现分歧。原先的合作关系逐渐转为竞争,这才是今天菲律宾政坛复杂局面的重要背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8年总统选举。莎拉已经成为菲律宾下一届总统选举的重要潜在竞争者,她需要证明自己不仅能够获得家族支持,还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方案。对华关系恰好是一个能够区分政治路线的议题。
如果马科斯政府继续强调安全合作和海上强硬姿态,莎拉就可以把外交谈判、经济发展和避免战争风险作为自己的政策重点。这种路线能够吸引部分希望保持稳定的选民,也可能得到菲律宾商业界和海外劳工群体的关注。
但莎拉面前还有一个现实障碍,那就是弹劾案件。
11月10日,路透社报道,菲律宾众议院弹劾检方已经缩小针对莎拉的指控范围,将案件重点放在无法解释的财富问题上。此前有关机密资金使用、贿赂和威胁的部分指控被撤回,检方希望集中力量推进财产来源问题。
检方提出的数字约为8.17亿比索,按照报道所列汇率约合1297万美元。检方称,相关资产申报、税务记录、房地产资料和企业文件可以支持其指控。莎拉的辩护团队则对相关估算和指控提出异议,莎拉本人也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成普通的政治口水战。根据菲律宾弹劾程序,如果莎拉被定罪,她不仅可能失去副总统职位,还可能被取消担任公职的资格,2028年总统选举计划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参议院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审理,不能把检方提出的数字直接当成已经得到司法确认的事实。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莎拉需要同时处理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个方向。她必须向支持者展示自己的政治能力,又不能让弹劾案完全占据公众注意力。香港行程让她获得了一个直接谈论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平台,也让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路线重新进入菲律宾舆论中心。
不过,杜特尔特家族想要重新扩大影响力,并不是只靠强调对华缓和就能完成。菲律宾政治具有鲜明的地方派系特点,南部地区、马尼拉政治集团、国会以及军方都拥有不同利益。莎拉需要在这些力量之间建立更稳定的支持关系,才能真正影响2028年的政治格局。
还有一个比家族政治更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菲律宾的经济承受能力。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存在大量商品贸易、企业投资和人员往来。中国市场对于菲律宾部分农产品、矿产品和其他商品具有重要意义,菲律宾也需要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设备和供应链支持。香港则是菲律宾劳工海外就业和商业交流的重要节点之一。
莎拉选择与香港菲律宾劳工交流,实际上让对华关系与普通民众的就业、收入联系起来。菲律宾有大量海外劳工依靠跨境就业维持家庭收入,任何影响劳工就业机会和商业往来的政策,都可能转化为国内社会压力。
对菲律宾而言,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能源运输和海上贸易安全。
南海不仅涉及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也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交通区域。菲律宾的能源进口、工业原料运输和对外贸易都需要稳定的海上通道。如果海上局势长期紧张,保险费用、航运安排以及企业投资预期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中菲关系不能只从军舰数量和海上对峙来分析。外交政策最终还要接受经济成本的检验。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军事合作提升安全能力,但如果把所有外交议题都变成安全对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就会受到挤压。
与此同时,美国因素也不能忽视。菲律宾与美国拥有共同防御条约,近年来双方不断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通过联合演习、军事设施使用和防务援助扩大在菲律宾的安全存在。
菲律宾希望利用美国的军事支持增强自身防卫能力,这属于其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但菲律宾也必须考虑,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它无法简单地将中菲关系完全纳入大国竞争框架。
美国能够提供军事装备、训练和安全承诺,却不能替菲律宾承担所有经济和地缘政治成本。假如菲律宾与中国的海上摩擦持续升级,真正处于前沿位置的仍然是菲律宾自身。
因此,莎拉提出外交谈判,并不只是政治姿态,也触及菲律宾长期面临的战略难题:怎样利用外部安全合作,又不让自己失去外交自主权?
这场争论还会延伸到东盟层面。菲律宾是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11月14日至17日,菲律宾将在马尼拉举办第49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不同利益,既有与中国存在海上争议的国家,也有更加重视贸易合作和地区稳定的国家。
菲律宾如果希望在东盟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考虑其他成员国的立场。一个始终以对抗为主要外交手段的轮值主席国,很难让地区国家在复杂问题上形成共识。
更重要的是,11月10日公布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展,已经给菲律宾敲响了现实的政策警钟。
根据美联社11月11日的报道,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已经取得明显进展,谈判文本约有80%的段落获得原则性认可。但地理适用范围、敏感概念定义以及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分歧。谈判未能按照原定目标在2026年底前完成,需要延续到下一年度。
这条消息的信息量很大。过去一段时间,南海问题经常被菲律宾国内政治力量放在舆论对抗的框架下讨论,但行为准则谈判说明,地区国家并没有放弃通过规则和协商管控分歧的努力。菲律宾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实际上有机会在谈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这也意味着,菲律宾不能只顾着在国内争论谁对中国更强硬,还需要拿出能够推动地区合作的实际成果。
11月18日至19日,深圳还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菲两国都需要面对区域贸易、供应链、能源合作和经济发展等议题。11月3日的中菲外长通话已经涉及两国领导人参加东盟相关会议和深圳APEC会议的安排。
这给中菲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如果双方能够在峰会期间保持正常沟通,就有机会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人员交流以及海上风险管控。反过来,如果菲律宾国内政治力量继续制造互相矛盾的声音,外交接触也会受到影响。
莎拉飞香港,杜特尔特家族动真格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她在香港说了多少句缓和关系的话,而是她开始把对华关系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试图与马科斯政府部分强硬政策拉开距离,同时也在为未来的政治竞争积累话语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对华政策马上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外交路线最终由菲律宾国家决策机制决定,副总统的公开表态不能直接代替总统府、外交部和国防部门的正式政策。
对中国而言,判断菲律宾的态度,不能只看某位政治人物的发言,更要看菲律宾政府是否真正约束挑衅行为,是否减少损害中菲关系的言行,是否在海上问题上保持克制,以及是否愿意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
中方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中菲关系需要稳定,但稳定不能以牺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双方可以合作,也可以通过谈判管控争议,但不能允许少数政治人物把双边关系当成国内争夺权力的工具。
接下来的东盟峰会和深圳APEC会议,将成为检验菲律宾对华政策的重要节点。莎拉能否借助这次香港行程扩大政治影响力,杜特尔特家族能否重新整合政治资源,马科斯政府又能否协调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不同声音,都将影响菲律宾未来两年的政治走向。
菲律宾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中国而言,原则问题不会因为菲律宾国内政治变化而改变,但正常合作的大门始终敞开。谁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谁才更有可能在未来的菲律宾政治竞争中掌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