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中方回应:更要看日本怎么做
高市刚要求联合国删掉“敌国条款”,中方第二天就把问题顶了回来。
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登上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讲台,公开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涉及“敌国”的文字。
她给出的理由听上去相当充分。
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日本过去几十年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长期缴纳联合国会费,也参与维和、减灾、公共卫生等国际事务。早在1995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决议,承认相关条款已经“过时”;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又提出删除《宪章》中有关“敌国”的表述。
高市因此强调,既然国际社会已经形成过相关共识,就应当真正修改《联合国宪章》,把这些文字正式删除。
话说得很完整,算盘也打得很清楚。
日本想删掉的,表面上只是《联合国宪章》里的几段文字,背后牵动的,却是日本战败国身份、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以及战后安全秩序三笔大账。
高市发言后的第二天,中方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中方没有回避日本提到的联合国历史文件,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另一个问题上:相比日本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心日本究竟怎么做。
日本一面宣称坚持专守防卫、追求无核世界,一面扩大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围绕修改和平宪法和调整安全政策展开讨论。
正因如此,中方认为,“敌国条款”作为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制度安排,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这也意味着,围绕“敌国条款”的争论,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文本之争。
日本强调自己战后70多年的贡献,希望证明相关文字早已不合时宜;中方则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告别军国主义,不能只看它在联合国讲了什么,还要看它怎样对待侵略历史、怎样发展军事力量。
双方争夺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解释权:
今天的日本,究竟已经完全摆脱了战败国的历史身份,还是仍需受到战后秩序的持续约束?
不过,原文对“敌国条款”的解释存在明显夸大。
所谓“敌国条款”,主要涉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三条确实保留了二战结束初期的历史痕迹,但它们并不是一套可以随时启动的“对日作战许可证”。
第53条讨论的是区域组织采取强制行动的问题。
按照一般规则,区域组织采取强制行动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条文中确实保留了针对二战敌国的例外表述,但这一内容产生于战后过渡时期,针对的是防止原轴心国恢复侵略政策的特殊安排。
第107条的作用,则是防止《联合国宪章》被用来推翻或否定二战战胜国在战争结束后采取的处置措施。
简单来说,它更多是在保护已经形成的战后安排,而不是赋予某个国家一张永久有效、可以随时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空白支票。
第77条更不能解释为“划定日本法定领土”。
这一条属于国际托管制度章节,讨论哪些地区可能被纳入托管体系,其中提到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自敌国割离之领土”。它与战后领土安排有关,却没有直接规定日本今天具体拥有哪些岛屿和国土。
因此,把三条内容拼在一起,声称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今天可以不经安理会授权直接对日本开战,并不严谨。
真正需要看清的,是“敌国条款”目前所处的特殊状态。
从文字上看,它们确实还在《联合国宪章》里,并没有完成正式删除。
但从联合国后来的政治表态和实际运作看,1995年联大决议已经明确表示,相关条款因为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变得过时”。2005年,联合国成员国领导人又表示,决心删除有关“敌国”的表述。
也就是说,日本并非凭空提出要求,联合国过去确实出现过删除条款的政治共识。
问题在于,政治上认为“应该删除”,不等于法律上已经完成修改。
《联合国宪章》不是普通文件,不能凭借一项联大宣言或者多数国家口头支持就直接改动。要正式删除有关文字,必须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修宪程序。
目前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修正案首先要获得联大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支持,也就是至少129票;随后还要由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国内程序批准。
最关键的一道门槛是,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全部完成批准。
少一个都不行。
这才是高市此次发言中最难跨过去的一关。
如果只是联大表态,日本并不缺少支持者。毕竟联合国早已通过文件,把“敌国条款”称为过时内容,一些国家也认为继续保留这些措辞,与原轴心国已经成为联合国成员的现实不符。
可一旦进入正式修宪程序,问题就不再只是“这些条款是否过时”,而会变成五常是否愿意共同放弃一项战后制度遗产。
如今中方已经明确强调相关条款仍有现实意义。只要中方不完成批准,删除程序就无法最终生效。
因此,高市在联大喊话很容易,真正把文字从《联合国宪章》中拿掉,却远不是一场演讲能够解决的。
高市本人不会不明白这套程序。
日本多年来反复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并把这一主张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日本真正想推动的,不只是删掉一个历史称呼,而是完成自身国际身份的重新定位。
因为只要“敌国”二字继续留在《联合国宪章》中,日本就始终面临一个尴尬局面:
一方面,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强调自己已经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这部国际秩序的基础文件中,仍然保留着针对二战敌国的特殊文字。
对日本而言,这两个身份很难同时存在。
所以,高市这次把删除“敌国条款”和安理会改革放在同一场演讲中,并不是偶然。
她先强调日本加入联合国70年来作出的贡献,再要求修改宪章、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本质上是在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
日本认为自己不应继续被当作战后秩序的被约束者,而应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日本想以战后贡献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中方则认为,日本能否获得国际社会完全信任,关键不在于援助了多少钱、缴纳了多少会费,而在于能否正确认识侵略历史,并在安全政策上保持克制。
如果日本一边要求清除战败国标签,一边不断突破过去的军事限制,周边国家自然会产生疑问:
日本要求删除这些条款,究竟是为了消除一段已经过时的文字,还是为了进一步摆脱战后安全约束?
这种疑虑,不会因为高市在联合国强调“和平国家”四个字就自动消失。
当然,也不能反过来把“敌国条款”说成今天仍能随时启动的军事按钮。
今天处理国家间武力冲突,仍然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自卫权以及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的基本原则。1995年联大决议已经把相关条款认定为过时,国际实践中也没有把它当作针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现实依据。
但是,“实际中不再使用”和“法律文本已经删除”,是两件不同的事。
前者代表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政治和实践判断,后者则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修宪程序。
高市现在推动的,正是要把政治上的“已经过时”,变成法律上的“正式消失”。
而中方的回答也很明确:在日本历史认识和安全政策仍然引发周边国家担忧的情况下,中方没有理由帮助日本轻易拆掉这道具有象征意义的战后制度安排。
这场争论短期内不会有结果。
日本会继续拿1995年联大决议和2005年首脑会议文件说事,中方则会继续把日本的扩军动向、历史态度和战后义务摆到桌面上。
双方都有各自的文件依据,但决定结果的并不是谁在联大讲得更响,而是谁掌握着修宪程序中的关键一票。
高市真正面对的难题就在这里。
删掉“敌国条款”,至少要获得129个会员国支持,还要得到五常全部批准。前一道门槛,日本或许可以通过长期外交争取;最后一道门槛,却不是靠强调70年贡献就能跨过去的。
历史文字确实可以修改,但修改历史留下的文字之前,必须先解决现实造成的不信任。
高市想让联合国翻过这一页,中方则把书重新翻回了1945年之后: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完成与军国主义的切割?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之前,“敌国条款”即便很少被实际使用,也仍会像一枚钉子一样留在《联合国宪章》中。
它未必是今天可以按下的军事按钮,却是日本想要彻底摆脱、又很难独自拿掉的历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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