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名在北京从事外事工作的中国人,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余生的决定。他没有选择正常办理出境手续,而是利用工作中接触到的外国护照,冒用日本友人的身份登上国际航班。目的地是埃及开罗。这个决定让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中国,也把自己推入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拘押风波。他就是关愚谦。
2018年11月,关愚谦在德国去世,享年87岁。消息传回国内后,围绕他的讨论再次出现。有人关注他当年冒用护照离境的行为,有人关注他在德国大学任教、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经历,还有人追问:一个曾经被冠以“叛国者”称呼的人,为什么能够在后来重新回到中国,并在多个高校担任客座教授?
要理解这段人生,不能只盯着机场那次冒险,也不能因为他后来取得了学术成就,就把早年的行为轻轻带过。关愚谦身上同时存在个人选择、历史环境、法律责任和国家认同等多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媒体使用的“99.9%死亡、0.1%生还”,是对逃亡风险的形象化描述,并非经过统计验证的概率。
公开资料显示,关愚谦1931年2月18日出生于广州,成长经历与战乱年代紧密相连。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家庭辗转迁往上海,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战争、迁徙和家庭环境的变化,使他很早就接触到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也为后来学习外语、从事国际事务埋下了基础。
1949年以后,关愚谦进入外语教育体系学习,后来专攻俄语。毕业后,他进入中央财政部门从事俄文翻译工作,曾为苏联专家提供语言服务。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人物传记对其毕业年份、学校名称和早期任职单位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宜把网络文章中所有细节都当成已经得到档案证实的事实。
1957年,他受到政治运动影响,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安排前往青海劳动改造。这一经历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对于一名原本从事外语翻译、希望在对外工作领域发展的知识分子而言,从北京转到青海,意味着原有工作和生活节奏被打断。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
这段工作经历,是理解1968年逃亡事件的重要线索。关愚谦重新参与对外联络,承担外宾接待、翻译和相关事务,因工作需要接触外国友人的旅行证件。这样的工作便利,在后来被他用于实施冒用护照离境的计划。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在机场的普通旅客,而是利用了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办事流程。
1968年,关愚谦面临新的政治审查压力。根据他本人在《浪》一书中的叙述,他担心即将到来的批判会,甚至一度产生轻生念头。就在这段时期,他在单位接触到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发现证件照片与自己的外貌存在一定相似之处,护照还带有前往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这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转折点。关愚谦没有通过公开渠道申请出境,而是决定利用这本护照冒充西园寺一晃。他先联系民航订票部门,随后处理出境手续。根据他后来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订票、盖章和机场通行都遇到了熟人,过程中有工作人员询问护照是否属于本人,他通过外语回答暂时避过了核验。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登机环节。机场工作人员中有人认识他,只要有人认真核对身份,整个计划就可能暴露。恰好当时机场工作人员被临时调去参加迎接活动,登机口出现短暂空隙,他趁机进入停机坪,登上飞机。这些细节来自他的第一人称回忆,能够帮助还原事件,但不能把所有偶然经过都写成有独立档案佐证的事实。
他后来将这次行动形容为只有极小生还希望的赌博。这个说法并非夸张到毫无根据:冒用他人护照涉及身份欺骗,出境审查、航空检查和抵达国的入境程序,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离开了中国,也不代表能够立即获得安全、稳定的生活。
飞机降落开罗后,新的麻烦很快出现。由于关愚谦使用的并非本人护照,埃及方面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随后将其拘押。他原本以为离开中国就能摆脱危险,没想到刚刚踏上异国土地,又进入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生活。此前的冒险并没有换来立即安定,反而让他陷入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
关于他在埃及的遭遇,公开资料存在一些细节差异。他本人回忆文章强调,自己在当地因非法入境被关押一年多;部分早期媒体报道则提到,他抵达后曾被带往与苏联方面有关的场所,随后才进入埃及监狱。不同报道对中间环节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能够确认的核心事实是,他没有在开罗立即获得自由。
这段经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面:关愚谦当时并不愿意简单接受美国或苏联方面安排的政治身份。他在后来讲述中称,自己拒绝了前往美国的建议,也不愿以反对中国为条件换取个人安置。这里主要依据的是他本人的回忆,不能把它当成已经公开完整的外交档案,但它确实是理解其个人立场的重要材料。
在埃及被拘押期间,关愚谦曾经尝试争取前往其他国家,却没有马上获得结果。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继续留在监狱意味着自由遥遥无期,返回中国又意味着必须面对离境事件带来的后果。一个原本只想逃离现实困境的人,此时已经被迫面对如何选择余生的问题。
后来,联邦德国同意接收他。根据其本人发表的回忆,国际红十字会参与了有关安置过程,他由此离开埃及,前往当时的西德。这里需要明确,1969年抵达德国与1968年离开中国是两个不同时间节点,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前后一年多的经历,构成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漂泊岁月。
1969年进入汉堡大学后,关愚谦重新开始学习。语言能力成为他在德国生活的重要基础,过去的俄语训练和外事工作经验,也让他具备一定的学习优势。他没有停留在普通移民的生存状态,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逐渐进入德国高校的教学体系。
关于他的学历时间,较可靠的公开资料显示,1973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此前一些媒体报道将硕士毕业年份写成1972年,这与中国侨网2018年的讣告存在出入。为了避免时间混乱,采用讣告所列的1973年和1977年更为稳妥。
1970年,关愚谦开始在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此后近三十年,他长期从事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培养了大批学生。一个曾经因身份问题被拘押的人,逐渐在德国学术界建立起自己的职业位置。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通过长期学习、教学和研究积累起来的。
他的家庭生活也在德国重新开始。关愚谦后来与德国籍妻子海珮春共同生活,两人长期参与中德文化交流。他在异国建立了新的家庭,同时仍然保留与中国亲友的联系。对于一个长期漂泊的人来说,家庭重新稳定下来,是事业之外的重要变化。
1981年,关愚谦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这一节点十分重要。此前十多年,他与国内亲人长期分离,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参与家庭生活。回国探亲使他重新接触故土,也让他的身份不再只是海外漂泊者。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报道提到这一时期其“叛国”称呼发生变化,但不能据此推断存在某份已经公开的正式法律撤销文件。
1988年以后,关愚谦开始更多参与国内高校的学术交流。他先后受聘于四川外语学院、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合肥学院和上海同济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这里的任职时间并不是所有学校同时开始,公开讣告只列出了自1988年以来的总体经历,不能把它写成1988年一次性受聘全部高校。
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中德民间文化交流。关愚谦长期在欧洲组织中国文化活动,邀请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研讨,也通过报刊专栏介绍德国社会。这样的工作并不直接涉及军事和外交决策,却能帮助普通民众理解彼此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政府沟通,也需要长期的人文联系。
在学术出版方面,他参与了德文版《鲁迅选集》的编译工作,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合作,把中国现代文学介绍给德语读者。他还出版《欧风欧雨》等作品,用不同语言介绍中西方社会。根据2018年中国侨网的讣告,他一生出版了26本相关著作,其中多部由他与妻子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