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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茂退席抗议,日本争端升级,高市早苗把自民党逼到了墙角

日本政坛最近这半个多月,热闹得有些不像话。事情的起点并不复杂,一笔关于消费税减税的法案,一次国会众议院的表决,一位前首相在投票开始前起身离开了会场。放在平常年头,前首相退席或许只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政治新闻,过几天就被别的消息盖过去了。

但这一次不一样,退席的人没有沉默,被处分的人没有低头,另一位前首相还在电视节目上坐到了退席者旁边,把矛头稳稳地对准了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消费税减税法案和七国集团线上峰会缺席这两件事,原本各自独立,却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被摆到了同一张桌面上,互相映照,越照越难看。


先说法案。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的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在众议院表决中通过了,但通过的过程远谈不上顺利。法案本身存在一个连自民党内部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减税所需的资金来源始终没有说清楚。在野党反对不奇怪,奇怪的是自民党内部也有人不愿意替这份法案背书。

表决前,石破茂、前经济企划厅长官船田元、前法务大臣古川祯久,以及自民党前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一共四名自民党议员中途退席,没有参加投票。这不是集体请假,也不是技术性缺席,而是在法案付诸表决的前一刻选择离开座位,用身体动作表明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石破茂事后解释这个动作时,话说得很直白,也带着一股被夹在中间的憋闷。按照石破的说法,自己无法赞成一件并不相信的事情,但这是党内已经定下来的事,投反对票同样做不到。减税的钱是社会保障的财源,找不到财源,却要让人举手说赞成,这道题解不开。

退场弃权,是石破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既不正面冲撞党内决定、又不违背自己判断的出口。石破还补了一句,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这话听起来不像是狡辩,更像是一个在党内规矩和个人判断之间被卡住的人,把选择摊开来让人看。


自民党的反应来得很快。十一月九日,干事长铃木俊一在记者会上宣布,对石破茂等四人给予“戒告”处分,理由是他们在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表决前离场、未投赞成票。戒告处分本身在自民党的处分阶梯里不算最重的一档,但放在石破身上,分量完全不同。

这是日本首次有前首相受到这一级别的党内处分。一个当过首相的人,被自己所属的政党以纪律名义公开警告,这件事传出去,丢的不只是石破一个人的面子,更是把自民党内部那条关于减税法案的裂缝亮给了所有人看。

代理干事长萩生田光一在处分公布后说,石破等人的行为“不容忽视”。话说得硬,但硬话背后藏着一个没法硬解的难题:如果法案真的站得住脚,为什么连前首相都要用离席来躲开投票。

真正把这团火从党内烧到全国电视屏幕上的,是十一月十二日晚上那档节目。石破茂和野田佳彦同框出现。这两个人分属不同阵营,石破来自自民党,野田是立宪民主党出身的前首相,平时未必有多少机会坐在同一边说话。


但那晚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不是对手之间的客套,更像是一种基于共同判断的默契。节目里两人都称对方是“值得信赖的人”。这种评价从两位前首相口中说出来,放在当前高市早苗主政的背景下,本身就带着分量。

石破在节目里把退席的来龙去脉又讲了一遍,用的还是那套逻辑:不信的事不能赞成,党内定了的事不能反对,只能退场。野田听完之后的回应,没有绕弯子。野田说,如果是一名有良知的政治家,恐怕就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

这句话表面是在替石破的行为做注解,实际上是在给高市政府出的一道题:一个需要前首相用退席来回避投票的法案,一个让党内同僚宁可挨处分也不愿举手赞成的法案,推动它的底气究竟从哪里来。野田没有直接骂法案,而是把评价的标准拉到了“良知”这个层面上,等于在问,投赞成票的人,良知放在哪里。

消费税减税法案的争议还没有从节目里退场,七国集团线上峰会缺席的事又被摆了上来。十月上旬,高市早苗缺席了G7领导人线上峰会,由外务审议官远藤和也代为出席。一国首相缺席这样的场合,放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小事。

高市政府起初的解释是,会议举办时间临近才确定,在线参会所需的“事务性准备工作来不及完成”。后来又出现另一种说法,称讨论主题和日本没有关联。一个缺席,两套说辞,本身就已经够让人皱眉了。

但事情没有停在“设备来不及调”这个层面上。有日本媒体报道,高市缺席G7线上峰会当晚,在首相官邸与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党内高层聚餐,席间存在饮酒行为。报道出来后,“醉酒缺席”的质疑迅速扩散。

日本政府拖到十一月九日,也就是整整一个月之后,才由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出面再次澄清,称高市当天“没有饮酒”,并解释说事先控制饮酒是为了随时应对会议中可能出现需要首相亲自参加的情况,但收到的报告显示包含设备和技术服务商在内的筹备工作来不及完成,派遣代表出席更为妥当。

这套解释把“没喝酒”和“来不及准备”叠在一起,试图同时堵住两个口子,但日本网民的反应说明,堵得并不成功。有评论直说,国民想知道的根本不是喝没喝酒,而是为什么不出席会议,一会儿说设备准备不及,一会儿说临近开会才收到通知,反反复复都是含糊不清的托词。当解释本身变成需要被解释的对象,缺席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从一次工作安排上的疏漏,变成了一场关于首相是否把国际场合放在应有位置上的追问。

石破茂和野田佳彦在节目里对G7缺席一事的表态,没有给高市政府留转圜余地。两人一致认为,政府事后给出的“来不及调整设备”也好,“讨论主题和日本没有关联”也好,这些说辞都不成立。两位前首相,一个刚因为法案的事挨了党内处分,一个来自在野阵营,却在同一个问题上给出了同样的判断。

这种跨阵营的一致,比任何单方面的批评都更有杀伤力。它说明高市政府在这两件事上的处理方式,已经不只是某一派系不满意的问题,而是触碰到了一条更基础的底线:首相在国会投票和G7峰会这样的场合里,到底以什么姿态出现,到底把什么放在前面。

高市早苗面临的局面,因此变得格外别扭。在党内,减税法案的财源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就被推着往前走,连前首相都只能用退席来躲开赞成与否的两难,处分下来之后,森山前干事长反而指出石破等人的行动“反映了国民的心情”,等于在党的纪律层面之外,又开了一个民意层面的口子。

在党外,野田佳彦把“良知”两个字摆到台面上,等于把对法案的质疑从技术层面拉到了政治伦理层面。而G7缺席事件里那套不断变换的说辞,又把首相本人的判断力和优先级选择拖进了争议中心。

三件事叠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高市政府在推动议程时,似乎更习惯于把程序走完,而不是把理由说透。法案靠多数通过,处分靠纪律落下,解释靠事后补充,每一步都在制度框架内,但每一步走完之后,留在身后的问号并没有变少,反而越来越多。

消费税减税本身不是不能谈的政策。减税的指向、财源的安排、对社会保障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在国会里一条一条掰开来说。问题在于,当财源不明这件事连自民党内部都无法说服的时候,用党内已经决定来压住反对,再用处分来惩罚不愿意配合的人,换来的只是表决器上的数字,换不来法案的根基。

石破茂的退席和随后的戒告处分,把这条裂缝从党内会议桌底下拽到了灯光下面。野田佳彦在旁边补上的那句关于良知的话,则让这条裂缝不再只是自民党的家务事。至于G7缺席,一个首相不出席的理由如果需要在“设备来不及”和“主题不相关”之间来回切换,一个月后再补一句“没有饮酒”,那缺席本身就已经不是日程冲突能够解释的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石破茂没有因为挨了处分就收回退席的理由,野田佳彦也没有因为对方是执政党前首相就收着话说。两位前首相坐在同一档节目里,一个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表决现场,一个说那样的离开是良知使然。镜头外面,高市早苗政府面对的是一份财源模糊的减税法案、一次解释不圆的G7缺席,以及一个越来越难用“党内已定”来压住的局面。

争端升级不升级,不是哪一句话说了算的。但当退席的人不认错,旁观的前首相不沉默,而政府的解释一次次需要新的解释来支撑,这场从国会表决席和G7线上会议室里蔓延出来的风波,就已经不是一份处分决定或者一纸澄清声明能够轻易收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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