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万、1093万、1131万,这三个数字分别是2023年、2024年、2025年的全国全年死亡人口。中间那一年减少了17万,最后那一年又增加了38万。
2025年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1月19日公布。据此前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死亡人口达到1110万人,2024年为1093万人。
2024年虽然比2023年减少了17万人,但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站上千万大关,死亡人数曲线正在向上攀升。
三年的数据放在一起看:2023年出生902万,死亡1110万,死亡率7.87‰;2024年出生954万,死亡1093万,死亡率7.76‰;2025年出生792万,死亡1131万,死亡率8.04‰。三年合计死亡3334万人。
2024年的回落,不少解读认为是医疗水平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到2025年末,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婴儿死亡率降到3.8‰。
但把这次回落看成“趋势掉头”有些偏,1093万更像爬坡途中的一次喘息。一年死亡多少人,主要看有多少人正好到了那个年龄。
媒体喜欢用“人口死亡高峰”来概括这一现象,但有观点认为这个说法太轻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高峰,而是一场已经开始、将持续数十年的死亡潮。它的源头要追溯到60年前的生育高峰。
1963年,中国出生了将近3000万人。从2023年开始,这批60年代初出生的人陆续迈过60岁的门槛,步入老年,最终汇入越来越宽的死亡人口之中。
1962年到1975年那波出生高峰,年均出生超过2600万,1963年一年就出生了2954万人。这批人如今六十出头,以后每过一年,就有一整批人迈向七十岁、八十岁。
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占23.0%,一年增加了1307万;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占15.9%。
2025年的“意外”在于出生和死亡两头同时变化:死亡升到1131万,出生降到792万,自然增长率为-2.41‰,总人口一年减少339万,已经连续四年净减少。五年间的出生人口依次为1062万、956万、902万、954万、792万。
2024年的小反弹曾被一些人看作反转信号,现在的回落幅度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1131万平均到每一天,大约是3.1万人。
8.04‰的死亡率在全球并不算高,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更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粗死亡率早已在10‰以上。中国从7‰出头慢慢升到8‰出头,还处在半山腰,更陡的坡还在后面。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人口学现象。它像一把钥匙,同时打开了三把沉重的现实之锁。第一把锁在养老和医疗。
死亡人数持续攀升的背后,是领取养老金、消耗医疗资源的人口基数在历史高位上继续膨胀。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现收现付,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在职年轻人去供养更多退休老人。
但现实是,缴纳社保的主力人群在2017年就已经达到顶峰,此后一路下滑。如今,一边是领钱的人越来越多,领取时间越来越长;另一边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
这就不只是死亡高峰的问题了,而是结构性压力不断加大。可以说,每一年的死亡数字,都是对这个体系长期偿付能力的一次公开压力测试。
这种压力也落到了家庭里。不少家庭中,老人每月到账的退休金正在变成全家稳定的现金流:年轻人收入不稳,中年人背着房贷,老人这笔钱反而最稳。
养老保障本来是给老人兜底的,现在也顺带兜住了一家人。这更像一种结构性的互相依靠,但这根支柱一旦断了,受影响的就不止一个人。
第二把锁在房地产。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是婴儿潮一代成家立业带来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当这一批人逐渐老去并最终离世,将开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住房资产代际转移。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很多是独生子女)会继承更多房产。
这意味着未来10年,将有数以千万计的住房从自住刚需变成闲置库存或待售资产。死亡潮自然释放出来的这股供给,会和新生人口减少带来的需求萎缩形成剪刀差,从根本上重塑房地产市场的供需逻辑。
这不是周期波动,而是需求基础的永久性变化。第三把锁在每个家庭。
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离世,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会更频繁地面对死亡、继承和财富重组的问题。这将强烈冲击中国人传统的财富观念。
其一,从积累型转向消耗与传承型。老一辈会更关注如何有尊严地使用财富,比如养老、医疗、高品质的晚年生活等,而不是继续积累财富。
其二,房产信仰面临代际冲突。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继承来的房子不再是奋斗目标,而是需要处理的资产:卖还是不卖,租还是不租。
这会在大量家庭内部引发关于财富形式的博弈。其三,身后经济悄然兴起。
殡葬、遗嘱服务、遗产规划、家族信托等曾经小众的需求,将成为一个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市场。整体来看,需求正在向老年人这一头集中。
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社区助餐、护理培训、安宁疗护等过去不受重视的行业,今后也会成为正经生意和公共服务。但银发经济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手和标准。
护工干的是最累的活,收入却偏低,年轻人不愿入行,队伍的平均年龄逐年上升。政策方面,2026年已经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40亿元,支持新建和改扩建养老、托育设施,建成超过10万个护理型养老床位、超过3万个托位。
同时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公办养老机构更新约11万台(套)设备。下一步,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占比要提高到73%。
这个指标决定了失能老人是躺在走廊的加床上,还是躺在有人照护的床位上。
因此,死亡数据的攀升不只是生命的离去,更是一个系统性压力转移的过程:它把养老和医疗的财政压力转移给更少的劳动人口,把房地产的过剩供给转移给更少的接盘需求,也把关于生命与财富的终极思考转移给每一个普通家庭。也有观点不赞成用“死亡潮”来形容。
潮水涌上来还会退去,而这一轮变化是排好队的,一年一批,节奏清楚,可以提前测算,所以也有提前准备的空间。
2026年11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以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入户登记持续到11月30日,调查内容就包括“死亡”。中国社会即将进入的,不是一个高峰过后就会回落的周期,而是一个被死亡潮持续冲击的新常态。
在这种常态下,衡量社会韧性的标准将不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能否有准备、有尊严地应对这场规模空前的告别。
对普通家庭来说,准备可以很具体:把父母的慢病档案、用药和过敏情况写在一张纸上;在卫生间装扶手、铺防滑垫、加夜灯,防止老人摔倒;找机会聊聊“以后怎么办”,比如希望在家还是在医院、由谁来做决定。“厚养薄葬”这句老话,放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家族不可避免地迎来告别,并为下一代留下资产时,什么样的财富形式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爱与传承?是几套可能贬值的房子,是一份充足的养老保险,还是一笔能够跨越周期的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