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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娼九儒十丐”,为什么能火?

今天回答一个提问:“八娼九儒十丐”,元朝真这么规定的吗?



先说一下结论,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并非出自元朝的官方典章制度,而是源自南宋遗民,特别是谢枋得、郑思肖二人的私人著述。它更多是当时汉族文人用来讽刺和批判蒙元统治、抒发心中愤懑的牢骚之语。


谢枋得在《叠山集》中,借“滑稽之雄”(即俳优、说笑话的人)之口,讽刺地写道:“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他感慨道,将人这样排序,“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并哀叹:“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郑思肖在《心史》中,则记述为:“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里的“八民”与谢枋得所述的“八娼”有所不同。



但查阅元代官方的制度文献,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通制条格》等,均无“九儒十丐”的记载。相反,元朝在政策上曾立法免除“儒户”的杂泛差役,可见儒士的实际地位并非如排序所示那般低下。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罗列出谢枋得和郑思肖的上述说法后,特别辟谣道:“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


什么意思呢?赵翼认为,这是元朝初年民间根据各自的理解进行的等级排列,并不是正式颁布的法令条文。



总的来说,这一说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由民间传唱、并被南宋遗民记录下来的一种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说辞,而非对元朝社会等级制度的客观记录。


更有意思的是,“九儒十丐”的说法不仅流传了近八百年,还成为讽刺读书人的成语,并被认为是后世“臭老九”这一称谓的渊源之一。它的“生命力”为何这么强呢?


要知道,这个说法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元代儒士真实的集体挫折之上。


元代长期中断科举取士,同时蒙古贵族凭借“根脚”(出身)世袭特权,导致大量汉族儒士失去了传统的晋升通道,仕途堵塞,许多人确实沉沦于社会底层。这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是广泛而真实的。


谢枋得、郑思肖等南宋遗民正是基于这种切肤之痛,才发出了“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的激愤之语,切实道出当时许多儒士共同感受到的窘迫。



而从“牢骚”到“信史”的转变,关键在于后世在传播中的误读与固化。


后世学者在引用时,常常不求甚解,将谢、郑二人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讽刺之语,径直阐释为元朝真实存在的政策。查阅明清两代士人的著作,可以看到不少人将“九儒十丐”之说当成历史事实进行引用和论述。



比如,明朝中期浙江人董谷,曾师从王阳明,在汉阳当过地方官。他便在自己的著作中如此写道:


“胡元分中国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商、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列儒于娼、丐之间,其贱中国之人士甚矣。士何不幸生斯时哉?然今之昏夜乞哀以求富贵,无复廉耻者,试克其类,殆亦同归。”



虽然董谷是在批判他生活年代的士风沦丧,士人与娼、丐谁也别笑谁,但他立论的基础是默认了元朝就曾这么定位士人的。可见,“八娼九儒十丐”在当时就已成为许多人认定的元代基本史实。



这个误读被不断重复和强化,影响直至今日。尤其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引用后,便逐渐固化为“历史常识”。甚至连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曾长期采用此说,使其在一代代人的知识体系中扎根。在特殊时期,它还成为“臭老九”这一政治称谓的遥远的“历史依据”,被用来将知识分子列为打击对象,从而又获得了“生命力”。


虽然如此,我们学习历史还是要知道,“九儒十丐”的流行并非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曾经回应了南宋遗民和元代士人真实的失落感,又在后世的持续误读与政治隐喻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