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他为何能说出这句话?
蒋介石集中力量处理完两广事变后,他把目光转向西北,1936年10月先到西安,随后去洛阳安排军事部署,调集约三十个师的中央军,沿平汉、陇海铁路一带集结,准备向陕甘推进。
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将领接到命令,赶往西安待命,飞机和辎重也陆续运到西安机场。蒋介石不只是放话,进攻的指挥人员和兵力调度都已进入准备阶段。
这支大军面对的,并不是一张可以照着计划推进的地图。
红军主力刚结束长征,在陕北站稳脚跟不久,根据地范围有限,物资和兵员都紧张。蒋介石看到的是兵力优势,却未必能把优势顺利变成胜利。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
接下来的几天,他分批召见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要求他们尽快表态。
摆在张、杨面前的路,被压缩成两条。
要么率部到陕北打红军,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要么东北军调去福建,十七路军调去安徽,西北防务交给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
这套安排的核心,是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冲在前面,中央军从外围包围、堵截。
蒋鼎文担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负责晋陕绥宁边区指挥,樊崧甫、万耀煌率领预备队,推进路线和兵力位置都已安排,蒋介石还放话说,一个月内可以荡平陕北苏区。
两个星期的说法从哪里来?简单说,是蒋介石根据眼前兵力部署作出的判断。
他认为中央军已在潼关附近集结,兵力占优,红军又刚到陕北,短时间内可能承受不住多路进攻。
这只是单方面的估计,此前围剿中,红军多次突破包围,陕北周边地形复杂,作战也不可能只按纸面部署发展。
中央军人数多,不代表进攻一定顺利,更不代表红军必然被消灭。两周,是预判,不是已经兑现的战果。
张学良和杨虎城反对继续打内战,早就不只是私下抱怨。
他们多次劝蒋介石停下剿共,把力量转向抗日,得到的却是驳回和训斥。为什么两人最终选择兵谏?一边是上级坚持围剿,一边是部队和地方承受着持续内战压力,单靠劝说已经难以改变方向。
当时要求抗日的声音也不只来自军队,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曾走上街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到了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游行中有学生被特务开枪打伤,局势随之紧张起来。
抗日主张此前也已进入政治讨论,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往前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带来的危机持续加深。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非临时冒出的口号,而是当时社会压力不断累积后的现实要求。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赶到华清池,与蒋介石警卫发生交火,随后在骊山找到并控制蒋介石。
西安事变爆发,原定启动的围剿行动就此停下。
南京方面随即出现分歧,何应钦等人主张讨伐西安,调兵准备进攻,还派飞机到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宋美龄、宋子文则主张谈判,优先确保蒋介石安全。
中共中央也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协商,局势最终转向和平解决。
12月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谈判,提出停战、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主张,也涉及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谈判达成共识后,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回南京,并承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场事变没有在战场上证明红军能否撑过蒋介石所说的两个星期,也没有留下一个可以验证的结局。真正发生的变化,是原本即将扩大的围剿被迫中止,国内政治方向开始转向合作抗日。
理解这句话,关键不在于替蒋介石判定他到底能不能做到,而在于看清它说的是计划和判断,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十年内战基本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了基础,全民族抗战也因此获得了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