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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在安宁病房的最后11天,反复抽搐,吐胆汁,稍微缓过来一点就乖乖进食。两岁的孩子以为,好好吃饭就能活下去。他的母亲陈娟用文字记下了这场告别。告别现场,她失声痛哭。 两百万分之一的发病率,落在任何一个家庭头上,就是百分之百的绝境。兜兜的父母身体健康,没有家族病史,隐性基因依然在孩子 ​

兜兜在安宁病房的最后11天,反复抽搐,吐胆汁,稍微缓过来一点就乖乖进食。两岁的孩子以为,好好吃饭就能活下去。他的母亲陈娟用文字记下了这场告别。告别现场,她失声痛哭。

两百万分之一的发病率,落在任何一个家庭头上,就是百分之百的绝境。兜兜的父母身体健康,没有家族病史,隐性基因依然在孩子身上残酷显现。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当一个家庭被小概率命运击中之后,制度有没有接住他们。

兜兜住进了长沙雏菊之家,算是幸运的。更多的重症儿童连安宁疗护的床位都找不到。儿童安宁疗护在我国主要依附于老年安宁疗护体系,专业机构寥寥无几,现有机构多只接收老人。更隐蔽的梗阻在考核指标。部分医疗机构担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影响评价,在家长选择安宁疗护时推诿甚至明确拒收。一个衡量公共健康的指标,反过来成了临终儿童被拒之门外的理由。这不是某家医院的冷漠,是制度设计没有为“无法治愈的孩子”留下位置。

罕见病的另一端同样断裂。患儿平均需要五到七年才能确诊,误诊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确诊之后,救助的门槛又筛掉了一批人:彩票公益金罕见病救助要求家庭属于低保、特困等五类身份之一,最高两万元。兜兜这样的家庭,父母健康、勤恳生活,未必够得上“困难身份”,却同样被天价照护压得喘不过气。

我们需要的,是把儿童安宁疗护从“慈善补充”变成“制度标配”。将儿童安宁疗护服务纳入基本医保报销清单,改革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考核适用方式,让医院不必在收治临终儿童和保住考核成绩之间做选择。罕见病救助也应从“身份门槛”转向“费用门槛”,以实际自付负担作为救助依据。一个社会的底线,不看它如何对待最有希望的人,看它如何接住那些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孩子,和不肯放弃他们的父母。2岁孩子告别现场25岁妈妈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