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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子准备跳槽,面试通过后,收到了正式 offer,约定月薪 4 万。男子果

上海,男子准备跳槽,面试通过后,收到了正式 offer,约定月薪 4 万。男子果断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就等着去新公司拿高薪。入职前,他问了一嘴,看能不能把基本工资调到 4.5 万,差额从浮动奖金里分摊,还特意解释,就是协商一下,不是不涨薪就不去。谁知,公司嫌他麻烦多,没有答复,直接取消录用。男子觉得自己被耍,瞬间气炸,直接把新公司告上法庭,索赔 25 万。
 
当事人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出于薪资和发展的考量动了跳槽的心思,向一家私募公司投递了简历。
 
这家私募公司在业内有一定知名度,招聘的投资岗和他的从业经历高度匹配。前后三轮面试下来,他过往的项目经验和专业能力都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正式的录用通知。通知上清晰标注了岗位名称、入职时间、每月 4 万的薪资标准,还有对应的福利体系,各项核心条款都写得明明白白。
 
拿着这份盖了公章的 offer,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原公司的工作虽然安稳,但薪资早已摸到天花板,职业上升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他没多犹豫,很快就向原部门提交了离职申请,按部就班走完工作交接,收拾好个人物品离开了供职多年的公司。那段时间他对新工作充满期待,不仅提前熟悉了新公司的业务方向,连通勤路线都特意踩过点。
 
眼看着离入职日期只剩一周左右,他突然打起了薪资结构的主意。他每月有固定的房贷支出,还想提高社保和公积金的缴纳基数,便琢磨着能不能和公司商量,把基本工资调高到 4.5 万,多出来的差额从浮动奖金里抵扣,整体薪酬总包基本不变。
 
他也清楚正式 offer 已经发出,临时提要求不太妥当,所以发消息沟通时语气格外客气,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随口协商,就算公司不同意调整,自己也一定会按时入职,绝对没有反悔的意思。消息发出去后,对方迟迟没有回复,他一开始只当是对方工作忙没顾上,并没往坏处想。
 
可他怎么也没料到,两天后等来的不是薪资调整的答复,而是公司取消录用的通知。对方只简单告知招聘流程终止,不再为他保留入职名额。他当场就懵了,立刻回电解释,说自己没有抬价的意思,只是问问薪资结构能不能调整,原定的薪资标准他完全接受,希望公司能收回决定。但无论他怎么说明,对方都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挂了电话,他又气又委屈。自己为了这份新工作辞掉了稳定的旧工作,就因为多问了一句薪资结构,公司连基本的沟通都没有,直接就撤销录用,摆明了是拿人当儿戏。那段时间他彻底陷入了两头落空的窘境,原公司肯定回不去,新工作又泡了汤,只能重新投递简历找工作。高端岗位的招聘周期本就偏长,他在家待了许久都没遇到合适的机会,收入断档加上社保公积金停缴,经济压力一下子压了过来。
 
思来想去,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他整理好录用通知、沟通聊天记录、离职证明以及收入损失的相关凭证,将这家私募公司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工资损失、社保公积金差额等各项费用共计 25 万余元。
 
法庭上,双方各有说法。私募公司认为,是陈先生先在录用后临时提出薪资调整要求,说明他对原录用条件存在不满,缔约诚意不足,公司才终止招聘流程,自身并无过错。陈先生则表示,自己仅提出薪资结构的调整方案,且明确表态不接受调整也会正常入职,公司未做任何沟通就直接取消录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定,案涉录用通知明确约定了岗位、薪资等核心劳动条件,内容具体确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有效要约。陈先生已明确表示接受录用,且基于对这份通知的合理信赖从原单位离职,为履约做了准备,该要约依法不得随意撤销。
 
公司在收到薪资调整诉求后,既未明确告知薪资标准无法调整,也未主动确认陈先生是否仍愿意按原条件入职,在缺乏正当事由的情况下单方撤销录用,违反了审慎磋商的诚信义务,是缔约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时法院也指出,陈先生在双方已达成稳定录用合意后,主动提出调高基本工资的诉求,即便他声明不推翻原条件,客观上也引发了公司对其入职意愿的合理疑虑,对缔约失败存在次要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最终,法院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定私募公司承担 75% 的责任,陈先生自行承担 25% 的责任。结合同类岗位的普遍再就业周期,酌定合理待业空窗期为 2 个月,按照录用通知约定的月工资 4 万元标准计算,判决私募公司赔偿陈先生信赖利益损失共计 6 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