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一位手握10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却连1颗将星都没评上,终身没娶妻。可直到今天,新疆人还尊称他一声"镇边将军"!
1993年,一捧骨灰被送回新疆,撒进了天山。同行的还有老首长王震的骨灰。这位在北京去世十三年的老人,总算回到了他惦记大半辈子的地方。
他叫张仲瀚。新疆兵团的老人提起他,总爱说一句:这份屯垦的家业,有他一块奠基的石头。
把时间拨回1955年。那一年全军评衔,一位位将帅戴上了肩章。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是起义将领,被授予上将。张仲瀚是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兵团平日的大小事多压在他肩上,授衔名单里却没有他。
原因并不复杂。授衔看的是现役军人的身份,而他所在的队伍已经转入屯垦序列,干的是建设地方的活。肩上少了星,担子一点没少。当时兵团上下十来万官兵的吃饭、住房、开荒和修渠,都要有人一件件去落实。
要懂他为什么被人记住,得先看他是个什么出身。1915年,他生在河北沧县,家里是当地的大户,祖父中过晚清的翰林。十几岁,他就进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办刊物,排戏,是个地道的文艺青年。1933年入党后,他回到家乡,在泊头师范建起当地第一个党支部。
抗战爆发,这个读书人干了件让人意外的事。他收拢博野县警队的枪,四天凑出一千多支,拉起三千多人的河北民军,自己当司令。后来队伍编入一二〇师七一九团,再归三五九旅,他当团长,跟着王震转战,走过南泥湾,也走过“南下北返”的长路。
1944到1945年的南下北返途中,他受了枪伤。身边人回忆,伤好以后,他觉得自己没底气给别人一个家,主动断了和心上人的联系。从此一生未娶,没有儿女。办公室就是他的家,吃穿用度极简,对部下和职工家属,他却一向舍得。
1949年,他随第一兵团进疆,当时任二军六师师长,是最早踏上这片荒原的干部之一。春耕时,他翻开了新疆的第一犁。1950年初春,他转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要把解放军和起义部队拧成一股绳去种地。
那一年的账,今天看仍然有分量。进疆的解放军和起义官兵,共10.5万人下了地,开荒96万亩,收粮三千多万公斤,够全军二十万人吃七个月。新疆刚解放,路远粮贵,部队能自己养活自己,边疆才算有了底气。
1954年兵团正式成立,他在新疆前后待了十七年。团场怎么布,工厂怎么办,学校怎么建,他都插手。石河子被称作“军垦第一城”,它的规划他亲手参与过。
人心比荒地更难“开垦”。农七师政委史骥去北京观礼,回来后动了调回正规部队的心思。张仲瀚半夜敲开他的房门,坐在床头,聊战友,聊兵团的分量,一句重话没有。来年春天,他又送去一首诗,大意是十万雄师在天山,守边也种田,塞上不比江南差,何必争着回玉门关。史骥从此安下心,后来在准噶尔盆地建起了奎屯。
“镇边”二字,更多是在边境上挣来的。1962年边境出了乱子,大批边民外逃,田地牲畜无人照管。他组织三十五个武装值班连队进驻边境村镇,代耕、代收、代管,把荒下来的农牧业接了过去。地没有荒,边也没有空。
后来的十几年,路走得很难。1967年3月起,他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关押八年多。1975年重获自由,住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念念不忘的只有回新疆。1979年12月,总政下发了平反结论。
组织补发了三万元工资。他先拿出两万补交关押期间的党费,剩下的一万多,临终前分给了司机、秘书和警卫员。管过十万人的人,身后几乎没留下什么私产。
1980年3月9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病重那半年,他最挂心两件事:一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离世,二是上书中央,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12月,中央作出了恢复兵团的决定。
军衔是给现役军人的一种资历认定,有它的规矩,也有它的边界。这个边界之外,还有一种功劳,是把枪换成坎土曼,一锹一锹翻出来的。坎土曼是新疆人用的宽头镐,翻地最顺手。
十万官兵转身成了垦荒人,戈壁上一座座团场和城市随之长了出来。这种转变,比一次战役更慢,也更难。
张仲瀚没成家,却让许多人在新疆安了家。新疆人叫他一声“镇边将军”,叫的不是肩上的星,是这一辈子的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