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最能说明一支队伍价值的,不只是它打了多少仗,还要看它在什么时刻出手。军委干部团就是这样一支特殊队伍,平日跟着中央机关行军,战局吃紧时又被派到关键位置,像一支随时待命的机动力量。
1935年5月初,金沙江南岸的皎平渡口,一队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人从山路上赶来。守渡口的人没起疑心,渡口和船只就这样落进红军手里。中央红军摆脱几路追兵,靠的就是这个开头。
这支队伍,就是中革军委干部团。不少人记得红军渡江时的紧张,却很少留意,抢渡口的恰恰是一支平时不怎么冲在最前面的部队。
它的来历,要从1934年10月说起。中央红军准备突围转移,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被合编到一起,成了干部团。陈赓当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一共一千多人,多数是连排以上的干部。
装备也跟别的队伍不一样。团里优先配了MP18冲锋枪,还有缴获来的钢盔。这在当时的红军里很少见,说明上级很清楚,这些人不能当普通兵用,得放在手边留到关键时候。
红军缺的从来不只是枪,更缺会带兵的人。一个战士要熬成能指挥一个连的干部,得打多少仗、过多少关?把这样的人集中起来,平时随中央机关行军,担任护卫和掩护,哪里吃紧再往哪里调,这套安排有它的道理。
可是在土城,这个道理被现实挤到了一边。遵义会议刚开完不久,红军打算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28日,部队在贵州土城一带同川军郭勋祺部交手。红军原本想吃掉尾追的对手,没想到碰上的是刘湘手下的精锐。
青杠坡上,仗打得很不顺。红军攻了几个小时没能拿下阵地,对方反扑越来越猛,一度逼近了军委指挥所附近。手里别的预备队都用上了,毛泽东只好把干部团调上来。
陈赓带着部队往上压。特科营的重机枪在后面压住敌人的火力,一营正面仰攻。敌人占着山头,山头往下伸出几道山梁,红军一往上冲,两边的子弹就交叉扫过来。冲到近处,双方干脆拼起了刺刀,川军这才被顶了回去。
这一仗打得苦,代价也重。一营伤亡最大,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位。宋任穷事后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学员都是培养多年的干部,这样用损失太大。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干部团该用还得用,但不能这么个用法,以后要注意。
我读到这里,想得最多的是一个问题:预备队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不是用来填窟窿的,是用来在对的地方,推一把战局。土城那天,红军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先用了再说,但这笔账,毛泽东一直记着。
土城还有一层后果,常被忽略。这一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军放弃了北渡长江的打算,1月29日西渡赤水河,随后在川滇黔交界一带来回机动,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转了好几个大圈。干部团这样的机动力量,也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到了金沙江,用法就变了。这时红军已经甩开追兵,掉头西进,目标是抢在对手合围之前过江。干部团接到的任务,是赶在前面拿下皎平渡,这回比的不是谁敢拼命,而是谁能抢到时间。
他们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翻山越岭一昼夜赶了近八十公里,趁守军没反应过来,把渡口和船都控制住了。刘伯承在渡口坐镇指挥,中央红军从5月初起陆续过江,到5月9日基本渡完。
渡江不是终点。大部队过了江,干部团还在北岸的通安州一带,同追上来的敌人打了几场硬仗。后来刘伯承说起这支队伍赶路快,把原因归到觉悟和信念上,这话朴实,也有分量。
把两次出手摆在一起,差别很清楚。土城是被逼出来的,拿人命去顶;皎平渡是算出来的,用速度和机智去抢先机。同一支队伍,一回换来伤亡,一回换来全军的主动,可见出手的时机,比出手的力气更要紧。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干部团的人陆续被分到各部队,不少人成了带兵的骨干。1955年授衔,从这个团里走出了陈赓、萧劲光两位大将,宋任穷、韦国清两位上将,还有方强、莫文骅、刘道生、丁秋生等中将。
回头看,土城的损失当时是实打实的疼,可这些干部撒到各个部队,又把当初的积累一点点还了回来。一支队伍的分量,有时不在它冲得多猛,而在它被留到了最需要的时候,又被用在了最该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