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郑林专程到了烈士刘胡兰的老家云周西村,得知该案调查尚未推进时,忍不住发了火:
一部电影,让一名湖南干部重新追问旧案。
陈德邻在银幕上看到,刘胡兰遇害案中的石三槐被说成叛徒,可他记得,这位三舅当年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最后仍被押上铡刀。
电影散场后,陈德邻连夜写信追问编剧,相关说法从何而来。
回信指出,线索来自陈德邻的八叔段占喜和大舅母。可他们又是听谁说的?
这场追问,后来持续了七年。
陈德邻不是只听过传闻的人,他是云周西村人,曾和刘胡兰一起工作五六个月,熟悉村里的情况。
1952年冬天,他在湖南永顺县看完电影《刘胡兰》,发现片中对石三槐的描述,和自己的记忆完全对不上。
到了1957年夏天,已调任湖南吉首县委组织部长的陈德邻回乡探亲,直接找八叔段占喜问个明白。
段占喜回答,石三槐出卖同志的说法,是石五则告诉他们的。
这个名字,正是旧案里绕不开的人。
石五则是云周西村早期党员,当过村农会秘书。
1947年1月8日,他和石三槐、石六儿、张生儿一同被敌人抓走,四天后,几个人被押回村里时,情形却很不一样。
石三槐和石六儿伤痕累累,身上还捆着绳子,石五则和张生儿却自己走了回来。石三槐当众刚喊出半句话,石五则就拿木棍砸向他的耳后。
石三槐随即昏倒,被敌人拖去用铡刀杀害。
石五则后来解释,自己是看石三槐受伤太重,想让他少受些罪,才打了那一棍。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在替同伴解围,可石六儿临死前留下的话,却指向另一个方向。
石六儿的妹妹石玉贞回忆,哥哥隔着窗户说,他和石三槐什么都没说,五爷石五则却什么都说了。
陈德邻把这句话和多年听来的说法对在一起,怀疑不再只落在石三槐身上。
还有一条更早的冲突线索,石五则曾受组织安排制作200双军鞋,却包庇地主段二寡妇,把不合格的鞋混过去。
刘胡兰坚持把鞋退回,还当面批评了他,石五则随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农会秘书职务。
到了1946年,阎锡山部在晋中发动军事行动,石五则投敌,经地主刘树旺介绍,认识了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并向敌人告发云周西村党组织。
陈德邻后来查到的这些细节,让当年那场逮捕和石三槐遇害,不再像一桩孤立的悲剧。
查明线索并不等于案件马上推进,1958年,陈德邻写了八份申诉材料,分别寄给多个党政机关和地方组织,自己与二哥陈德照各留一份底稿。
榆次地委回信称情况有价值,会严肃对待,可调查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一个远在湖南的干部不断追问,村里和地方却拖了一年多,问题出在哪里?1959年6月,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专程到云周西村,得知案件还没有查清,当场发火。
省委开始关注后,调查工作才明显加快。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局逮捕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等人。
张生儿很快交代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名烈士,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石喜玉起初不认罪,证据摆出后承认参与杀害刘胡兰,最终被判处死刑。
同案人员的认罪情况和刑罚并不相同,石五则则始终否认,很多时候一言不发,开口便辩解。
调查人员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旧案的传闻,还包括当事人的证词、被捕经过和长期流传的说法,哪些能相互印证,决定了案件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1963年2月14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大会,石五则被判处死刑。
核准死刑的公诉书写明,他为保全性命叛党投敌,向敌人告发刘胡兰、陈德照等人,并在杀害过程中用木棍打昏石三槐等六人,再将他们铡死。
刘胡兰遭敌人逼迫、群众无人动手时,石五则和张生儿却上前扶住铡刀,参与杀害她。石五则落网后,当年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名烈士的凶手也全部被捕。
陈德邻最初只是想弄清楚,电影里关于三舅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后来,一句临终前的交代、一次被木棍打断的话、200双不合格的军鞋,连成了调查旧案的重要线索。
七年追查走得并不快,但这条线索最终把石五则带到了审判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