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南亚|我们希望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什么?
印《前线》(Frontline)杂志11月17日发表题为《我们希望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什么?》的评论文章指出,印度应正视中印发展差距和中国的领先地位,摒弃历史包袱与对华猜疑,明确自身利益界限,以务实态度推动边界争端解决。边界问题拖延越久,解决难度越大,印度应借鉴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争端的经验,尽早打破僵局。本文作者马尼・尚卡尔・艾亚尔(Mani Shankar Aiyar)系印资深前外交官,在印外交部门任职26年,2004-2009年曾出任内阁部长。
印度要正视中印发展差距,将中国进步视为自身发展机遇。中国经济、教育、医疗卫生和营养状况均领先印度,“清洁中国”已成为现实,人均收入更是如“雄鹰般扶摇直上”。尽管印度可能在个别技术领域缩小甚至消除差距,但中国在科技发展全局上的领先地位难以撼动。中国的道路和通信基础设施设施、军事力量也远超印度,且在“朱砂行动”中展现出巴基斯坦军事盟友的姿态。印度若要在军力上追平中国,将付出牺牲民众福祉和发展利益的巨大代价。作为中国在南亚最大的邻国,印度本应从中国发展中寻找合作机遇,却因猜疑和怀疑而对务实合作踌躇不前。尽管印度对华贸易政策限制重重,双边贸易额仍突破1550亿美元($155 billion)并持续增长。印度自华进口并非单纯消费,而是带动了本国就业、经济增长和产业多元化,与其时刻警惕,不如推动健康合作。
印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1988年访华的经验表明,印度决策者必须首先明确希望与中国建立怎样的关系。作者回忆称,自己担任拉吉夫访华演讲稿撰稿人期间,相关文稿受到中国问题专家严格审查,至少修改十二稿才获勉强放行,总理也多次介入,以确保讲话不偏离原意。拉吉夫继承了英迪拉·甘地恢复对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英甘地的高级顾问团队深受1962年战争影响,将关系正常化视为原谅中国对尼赫鲁的“背叛”。
此后,拉吉夫调整顾问团队,由戈皮·阿罗拉(Gopi Arora)牵头制定新对华政策,推动两国关系从“管控下的共处”转向“和平共处”。据印前国家安全顾问M.K.纳拉亚南(M.K. Narayanan)称,这一目标的明确使两国关系在经历34年灰暗时期后迎来“新的分水岭”,成为延续至今的“指路明灯”。拉吉夫与邓小平还商定,通过特使渠道单独磋商边界问题,绕开官僚障碍和军事互信措施层面的阻滞。访华前,拉吉夫提出,两国关系应与两大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相称。
抵达北京后,他进一步强调,双方合作也应与共同建设新世界秩序所承担的责任相称,这实际上就是亚洲版G2构想。为推动这一目标,拉吉夫主张在“切实可行的期限内”友好解决边界争端,同时维持边境“和平与安宁”。此后三十年,边境总体保持平静,但近四十年过去,争端仍未解决。作者批评称,历任印度总理均未明确要求特使务必推动问题解决,现政府也浪费了此前的机会,导致边境和平与安宁逐渐消退,争端解决难度进一步增加。
要打破边界问题僵局,印度须摆脱历史思维,明确哪些是自身核心利益、哪些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作者指出,英国当年在喜马拉雅边境奉行“弹性边疆”政策,趁沙俄和中国无力抵挡,尽可能向前推进边界,而今天的中国已有能力抵挡。印度不应继续坚持“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作者以阿克赛钦为例反问,如果该地区历来属于印度,为何印度从未在那里派驻地区行政长官?这片在印度人眼中“一根草都不长”的荒凉高原,对中国而言却是连接新疆与西藏的重要通道。
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印度更需要东段地区,即所谓“东北边境特区”(NEFA,印度后来称“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他称,六十多年前,周恩来总理曾准备接受印度对该地区的主张,但遭印方拒绝。1962年,中国军队也曾在一个月内主动撤出包括达旺在内的全部东段占领地区。作者据此主张,印度应明确向中方说明自身国家利益的界限,借鉴中国与其他13个邻国通过务实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经验,尽早推动问题解决,避免因长期拖延使争端更加难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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