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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逃离之路:卫立煌是 1948 年 11 月 26 日被蒋介石下令软禁于南京

卫立煌逃离之路:卫立煌是 1948 年 11 月 26 日被蒋介石下令软禁于南京;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看管有所松动,卫立煌在 1949 年 1 月 27 日,乘船离开南京去往上海,之后从上海乘船赴香港。


蒋介石已经下野,卫立煌却还被人看着。
1949年1月21日,南京传来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消息,李宗仁接掌代总统职权。可上海路五号的卫公馆里,宪兵没有马上撤走,屋内的特务也没有离开。

一个曾经统率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连自家院门都不能自由出入?

卫立煌面临的麻烦,恰恰出在看守他的不是一拨人。住宅外面是宪兵,负责守门和警戒;住宅里面还有特务,负责监视他的日常活动。两套力量各有指挥关系,蒋介石离开总统府,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立刻听从李宗仁调遣。

卫立煌被困南京,得从东北战场说起。
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多次要求东北国民党军出兵增援锦州,卫立煌却不赞成轻易调动沈阳主力。他担心沈阳兵力不足,仓促出援会落入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两人的分歧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为了打通锦州通道,究竟要不要拿沈阳主力冒险?卫立煌还顾虑部队弹药储备不足,主力一旦离开沈阳,后方据点和退路都可能暴露。

锦州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蒋介石将战败责任集中到卫立煌身上。
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卫立煌职务并查办。那时卫立煌还在北平,并没有立即被关进南京。这道命令先切断了他的军职和指挥权,却没有当天就把他关押。他还能带着家属和随员离开北平,直到广州被召回,才真正落入看守之中。

1948年12月中旬,卫立煌包下一架飞机,从北平经上海飞往广州,打算再设法前往香港。
他带着韩权华和大批随员,入住广州爱群酒店。登记时,使用的是儿子卫道然的名字。酒店两层楼住进几十个人,行踪很难隐藏。

卫立煌原想在广州停留几天,再安排下一步,没想到很快有人找上门来。
广州方面传来蒋介石召见的命令,要求卫立煌返回南京。卫立煌没有一支可以对抗广州警备力量的部队,也没有条件带着几十名随员强行离境,只得与韩权华等人飞回南京。

这次回来,处境完全不同了。
上海路五号成了看守卫立煌的地方。一个班的特务住进住宅,外面另有一个排的宪兵。

卫立煌不能随意外出,来访也受到严格限制。他名义上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手里却已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也不能凭旧日职务命令南京的军警。

第一次出走失败,不但没有让他脱身,反而使他失去了更多行动自由。

转机出现在蒋介石下野之后。
卫家通过程思远联系李宗仁,请求解除看守。李宗仁写下一张字条,要求撤走卫宅外面的宪兵。卫家随即提出,屋内的特务怎么办?李宗仁表示,自己不能直接指挥这批人,只能向有关警备机关交涉。

李宗仁当时正在推动和谈,也把释放政治犯作为新政府争取民心的一项措施。
卫立煌的请求得到了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看守都能同时撤离。宪兵是公开驻守的警戒力量,可以通过警备系统调走;特务另有指挥关系,不能随着一张字条立即离开。

宪兵撤走以后,卫宅内的监视力量才逐渐松动。卫立煌没有急着公开行动,而是开始安排离开南京的事情。

这一次,他改变了办法。
此前从北平出走,他包下飞机,带着几十名随员,住进广州显眼的酒店。
第二次行动则低调得多。1949年1月29日前后,卫立煌与韩权华一行乘汽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他剃去留了多年的胡须,换上衣服,办理赴港手续。随后登上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从南京到上海,走的是陆路,并非乘船。真正的海上航程,是从上海开始的。

卫立煌抵达香港后,先住进铜锣湾国泰酒店,生活转入低调。
离开南京,只是摆脱了蒋介石时期加在身上的直接监视,并没有让他立即获得稳定的政治身份。国民党旧部曾劝他去台湾,中共方面也逐渐与他建立联系。

1949年4月,科学家汪德昭在香港帮助卫立煌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
同年9月,卫立煌的老朋友杨杰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香港也并非完全没有危险,他此后仍然保持谨慎,直到1955年3月,才经澳门返回大陆。

从1948年11月被撤职,到1949年1月离开南京,再到1955年回国,卫立煌用了六年时间走完这段路。

南京那道院门,最后不是靠一支军队打开的,也不是靠蒋介石主动放行打开的。
李宗仁能够撤走宪兵,却不能立即接管全部特务力量;卫立煌抓住的,正是旧权力开始退场、新权力尚未完全控制旧机构的短暂空隙。

那辆驶出南京的汽车,带走的是一个已经失去军队和职务、却仍想决定自己去向的将领。蒋介石能够撤掉他的职务,却没能把他永远留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