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参选嘉义市长的人,被行车记录仪拍到在街边灌木丛旁便溺,这种事放在任何一场选战里都够狼狈。张启楷没有绕弯子,事情曝光后公开道歉,承认当天行程一个接一个、身体不适又找不到厕所,随后亲自到嘉义市环保部门领了罚单。随地便溺违反当地废弃物清理相关规定,该罚就罚,没什么好辩解的。
真正让这件事从“丑闻”往另一个方向拐了一下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张启楷没有停在“我做错了”这一步,而是把那次一时失控的狼狈感,拧成了一个具体的施政方向:嘉义市需要更多对高龄者友善的公厕,也需要让开车出门的人在有急需时找得到临时停靠的空间。他说自己经历过那种找不到厕所的无助,才更清楚长辈和外勤工作者在外面跑一天是什么处境。
这套转换谈不上高明,但确实踩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痛点。嘉义市不是没有厕所,事发地点附近几百米内就有便利店可以提供方便,问题出在“一时找不到”和“来不及”之间的那段真空。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跑行程跑到身体吃不消,尚且狼狈成这样,换成摄护腺有状况的普通长辈、整天在外奔波的送货司机、带着孩子出门的家长,遇到同样处境只会更窘迫。张启楷把公厕和临停绑在一起谈,至少说明他意识到,高龄友善不只是多盖几间厕所,而是让人在急需的时候能停下来、走进去。
不过,认错归认错,政见归政见,这两件事不能互相抵消。选民可以认可一个人从自身难堪里长出了政策敏感度,也可以同时记得他确实在公共空间里做了一个不合格的示范。张启楷自己在道歉时也讲了,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这句话不能只在镜头前有效,到了公厕政策的执行层面同样要经得起检验。
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线,绕着柯文哲转。张启楷在节目里说得很直白,柯文哲来辅选是“两面刃”:喜欢柯文哲的人不少,尤其年轻群体里有一批人替他抱不平,觉得他受到的对待不公平;但对柯文哲有疑虑的人同样存在,官司一件接一件,不可能对选情毫无影响。张启楷没有假装这道题不存在,他的判断是,民进党方面想从民众党的年轻支持者里拉票,难度很大,因为那些人支持柯文哲的动力恰恰来自“不服气”。
这个判断放在嘉义市的选情盘面里看,有它的逻辑。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众党在嘉义市拿到约两成五的选票,年轻族群对第三势力的接受度并不低。张启楷在39岁以下选民中确实握有相对优势,但地方选举的年轻投票率向来是变数,优势能不能变成实打实的票,是另一回事。便溺争议对这种优势的冲击,未必是让年轻选民立刻转身走掉,更可能的效果是让一部分原本愿意给他机会的人,在投票那天少了一点出门的动力。这种损耗不声不响,却很难靠对手的“蹭”来填补,因为民众党支持者的情绪结构里,“被激怒”往往比“被拉拢”更管用。
张启楷把公厕政策端出来,实际上是在做一件选战里常见的事:用具体的民生议题把失分的话题拽回到自己能掌控的轨道上。能不能拽得动,取决于两件事。第一,高龄友善公厕和临停空间到底是选举语言还是可执行的东西,嘉义市的财政、用地、既有设施条件摆在那里,喊出来容易,落地要一层一层磨。第二,柯文哲这张牌的两面性不会因为一句“两面刃”就消失,张启楷越是把年轻选票的期待和柯文哲的处境绑在一起,就越需要面对那部分对柯文哲有保留的选民的目光。
嘉义市这一局,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推人,民进党方面的王美惠在民调上暂时领先,差距不大,但也没有小到可以忽略。张启楷真正的考题不是“便溺事件会不会被忘记”,舆论热点总会过去。考题是,当热点过去之后,他能不能让嘉义市民相信,那个在街边狼狈过一次的人,确实比对手更清楚一座城市在“急”的时候缺什么。公厕和临停空间算不上宏大,但恰恰是这种小事,选民会拿来掂量一个候选人到底是在消费自己的难堪,还是在认真对待普通人的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