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去世,她留下的不止是《我的祖国》
8月11日17时14分,郭兰英在广州去世,九十七岁。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讣告列了一长串头衔,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还有连着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末尾加了一句交代:照她生前的话办,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丧事从简。
从山西平遥的穷农家到国家荣誉称号,这条路她走了将近一个世纪。旁人记住的是那首《我的祖国》,真正撑起这个人的,是歌以外的东西。她那一代艺人大多从旧戏班出来,命是苦的,路是自己挑的,两样都刻在嗓子里。
四岁那年,她被送进戏班。
1930年出生在平遥乡下,家里养不活,把她送出去学戏。她讲起自己的开头,语气很平:落地没几天就被扔出去,四岁进戏班,后来还被人贩子转过手,几回差点没命。两次被卖,十一岁离家,这些事她到老都记得清清楚楚。
戏班的规矩是打出来的。青衣、花旦、刀马旦,一样一样磨,天不亮就起来喊嗓、下腰、跑圆场。不到十五岁,她在张家口一带已经挂上了名,《火焰驹》《金水桥》《秦香莲》这几出晋剧,从山西一路唱到关外。
成了角儿,日子并没有变好。
班主照样抽她的份子,堂会上的老爷照样拿她当玩意儿。唱得越红,她越明白一件事:在这个世道里,唱得好不是出路,唱得再好也只是别人手里的东西。
台下越是叫好,她心里越是凉。这份憋闷攒了几年,后来成了她转身的理由。
1945年秋天,张家口换了旗号。
八路军进城,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白毛女》。十六岁的郭兰英挤在人堆里看,看喜儿被抵债、被糟蹋、逃进深山,眼泪止不住。
散场之后她想的不是戏好,是台上那个人的命跟自己太像。一样的穷,一样的被人挑来卖去,只是一个在戏里,一个在台下。
她要参军。走之前自己做了一身军装,把嘴里两颗金牙拔了,那是名伶的招牌,她不想要了。带着母亲到文工团报到,她跟团长说的头一句是:我来是想演喜儿,喜儿写的就是我。
团长收下了她。
1947年在石家庄,她第一次以喜儿的身份登台。旧戏班练出来的身段、台步、甩袖、哭腔,全被她搬进了新歌剧。北风吹那一段,她唱得不像唱,像喊,台下跟着一起掉泪。这一晚之后,她的路子定了。
接着是小芹,是刘胡兰,是窦娥。一个个人物立起来,靠的不只是嗓子,是她把戏曲的程式拆开,重新安到话剧式的表演里去。水袖收短,念白放低,锣鼓点换成管弦,该哭的地方不唱,只用气声顶上去。民族歌剧的表演体系,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
真正让她走进千家万户的,是一首插曲。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上甘岭》,插曲试了好几位名家,导演沙蒙都不点头。词作者乔羽说,找郭兰英试试。她进棚一开口,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电影还没上映,歌先顺着广播传遍全国。
1964年,《东方红》开始排练。她唱《南泥湾》,把原来的秧歌步改成戏曲台步,一个转身、一个亮相都重新设计。这台上千人,她那一小段被人记了几十年。同一时期她还为大量纪录片和故事片配唱,山西的调子被她唱成了国音。
1982年,她告别舞台。
四年后,她和丈夫万兆元带着积蓄去了广东番禺。那是冼星海的家乡,一片荒山,他们在那里办起艺术学校。房子自己盖,学生一个个招,她在那片坡上住了三十多年,把后半辈子全押在教人上。
学校里她要求毕业生下乡演三个月,不去不算毕业,理由是台上站惯了,就不知道台下的人在想什么。1994年10月,她把演唱版权无偿交给国家,一分不留。她说歌是唱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不尽的东西,谁把这句话当口号,谁就唱不长。
2009年拿金钟奖终身成就,2019年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2020年春晚,九十岁的她再唱《我的祖国》,站得笔直,声音有点抖,台下掌声压过了伴奏。乔羽说,在中国歌坛,她代表民族声乐的最高成就。
这句话她不肯接,只说自己努力过,如果大家觉得她还能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能安心。称号是别人给的,她认的只有一条:唱给谁听。
她常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郭兰英,党教了她、养了她,她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
话很直,不修饰,跟她唱的歌一个样子。旧戏班里的苦孩子,后来成了国家的脸面,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台上台下。人走了,那条大河的调子还在,一响起,很多人还是会跟着哼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