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临终前叮嘱妻子邓颖超:我走后,你别再住西花厅了,那儿是国家给我办公的地方。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邓颖超赶到医院时,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只接过他临终前托专人转交的托付嘱托,一切都拜托你。
丧事全程按从简原则推进,骨灰全部撒向指定山河点位,不修建任何墓地,不保留原有故居相关标识。
所有明确交代的事项,邓颖超全部逐项落实完成。
这场告别中,最让邓颖超牵挂的,是把周恩来的骨灰撒掉。一起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真到了分别的时候,连一把可以留下寄托的骨灰也不留,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件事,他们早就商量过。1956年,中央工作会议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带头响应。后来,他又谈到,人死后不必一定保留骨灰,撒入土地、江河,还能有一点用处。夫妻俩为此作过约定,谁后走,谁帮助对方实现心愿。
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他仍惦记这个约定。对邓颖超来说,答应时是一句话,真正去做,却要忍住失去亲人的痛。
1月8日当天,她向中央转达了周恩来有关身后事的请求,其中一项就是不保留骨灰。等到这一请求获准,她才放下心里的一块大石头,随后着手安排具体事情。
工作人员去八宝山挑选骨灰盒时,她要求选普通的。这个盒子只是暂时盛放骨灰,没有必要专门定做,更不能为了讲排场多花钱。她还交代,事情办完,盒子要拿回来,等自己去世时接着用。
一句接着用,把两个人的生死都安排进去了。
撒骨灰也遇到了难处。1月12日,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赵炜叫到一起,让他们到北京周围寻找有水的地方。她特别交代,不要留下痕迹,免得以后成了专门的纪念地点,也不要惊动别人。
几个人去了玉泉山、八一湖等处。可北京正是严冬,水面结着冰,原先的办法行不通,只好回来报告。后来,撒放骨灰改由飞机完成。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颖超穿着一套多年前做的黑色旧西装,站在家属的位置上。眼泪往下流,她仍尽力支撑着,把这场告别进行下去。
当天夜里,她和工作人员来到通县机场。一架原本用于撒农药的小型飞机,承担了这次特殊任务。
飞机上的人带着骨灰,依次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黄河入海口。邓颖超留在机场,在夜色中挥手送别。
没有留下安放骨灰的墓穴,也没有给自己保留一点例外。对她而言,从此想念丈夫,要面对的便是他们生活过的院落、留下的书信,以及共同走过的岁月。
那只空下来的骨灰盒,她一直留着。每到清明,还会拿出来擦拭、晾一晾。她舍不得这个物件,也始终记得当初说过的话,将来自己还要用它。
西花厅的海棠,则一年一年照常开放。
1949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进这里,院子兼作办公和居住之用。此后,许多工作上的大事在这里处理,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也在这里度过。
对邓颖超来说,院里的一草一木都牵着旧日的记忆。1988年春天,她写下《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念着已经离开十二年的伴侣。花还在开,熟悉的人却再也不会回来,这份思念,普通人也能体会。
她对这处院子的感情很深,对房屋属于谁,却始终有清楚的认识。
1982年,她写下遗嘱,明确所住房舍和原来与周恩来共同居住的房舍,都属于全民所有,身后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
住得再久,也不能把公家的房子变成自家的财产;感情再深,也不能把对一个人的怀念,变成留给亲属的特殊待遇。
她对遗物的安排同样具体。机关发给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要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交给共青团中央,酌情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个人文件、书信、照片等,也交有关部门整理保存。
她还交代,剩余工资全部交党费。哪些东西交公,哪些日常用品分给适合使用的人,都作了安排,尽量让留下来的东西继续发挥用处。
遗嘱中,另一个分量很重的要求,是对亲属不能特殊照顾。不能因为他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或者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情,就绕开组织原则和纪律安排工作、给予方便。
这份交代,把对亲人的关心和公家的规矩分得很清楚。一个人受人尊敬,亲属更该珍惜这份名声,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后来,工作人员用了当年那只骨灰盒,将她的骨灰送到天津,全部撒入海河入海口。相隔十六年,那个关于骨灰盒的约定,终于兑现。
回头看这段往事,打动人的,是那些落到实处的小事:选一个普通盒子,把机关的书退回去,把房舍交公,把剩下的工资交党费。
人们当然会怀念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也会珍惜他们用过的物件。而他们留下的这些具体安排,更值得记住:怎样对待公家的财物,怎样约束自己的亲属,怎样在最难割舍的时候,仍然守住答应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