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股带着罪孽的血,到他这一代就得彻底终结。
对咱们大多数人来说,血脉是根,是祖上攒下来的底气,可到了村上春树这儿,血管里流的东西,成了他这辈子甩不掉的污点。为了掐断这份“侵略者基因”的传承,他跟妻子早早达成了默契,这辈子就丁克到底,相当于主动给自己家的血脉判了死刑,理由直白得扎心:我不配,我身上流着恶魔的血。
你可别觉得这是文艺青年无病呻吟的矫情,这是一个儿子对着父辈犯下的罪孽,最实打实的生理性抗拒。这种抗拒不是喊两句口号就完了,是渗进了他过日子的每一个细节里,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的事,都跟着受影响。
村上春树1949年出生,战争结束时,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但父亲带回家的记忆,还是走进了他的童年。
小时候,他常看见父亲早晨跪着念经。他问过,究竟在为谁祈祷?父亲的回答里,既有死去的日本战友,也有中国人。
一个孩子未必懂得国家之间的战争,却能感受到大人身上那些无法轻易说出口的事。
父亲很少谈战场,有一次却讲起了部队杀害中国俘虏的经历。那个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镇定,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儿子听完,残酷的场面也留在了心里。
几十年后,村上春树谈起这件事,仍然承认,那对一个孩子是强烈的刺激。
战争的后果就在这里。被杀害的人失去了生命,家人失去了亲人;加害一方带回去的记忆,也可能进入下一代的生活。停战能够结束枪声,却不能自动收拾好所有人的心。
不过,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为共享了这些记忆而变得亲密。
父亲重视学业,儿子却走上了自己的路。两人后来长期疏远,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直到父亲生命将尽,才有了一次迟来的和解。
这段关系里,有家庭期待,有性格差异,也有难以面对的历史。一句简单的“恨父亲”,装不下其中的复杂。
2008年,父亲去世。又过了几年,村上春树才着手追查父亲的从军经历。
他曾担心,父亲可能参加过南京之战。这个念头让他迟迟不愿翻开记录。对一个儿子而言,调查自己父亲是否卷入重大暴行,需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后来核对入伍时间与部队经历,他确认父亲没有参加南京之战,父亲所在部队后来去的是武汉方向。
他把这个结果写了下来,也继续写父亲参加侵华战争的经历。
这一点值得认真想想:追问历史,既要查清发生过的罪行,也要准确区分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行为。把事实弄准确,才能让责任落到实处。
2019年,他把有关父亲的文字发表出来,后来结集为《弃猫》。
书的开头,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小时候,他和父亲骑车去海边,把一只猫留在那里。等父子俩回家,那只猫竟然已经先回来了。
父亲先是发愣,随后露出佩服的神情。
一只被带走的猫,绕过陌生的路,重新找到了家。这件小事被村上春树记了几十年,也成了他进入家族往事的一扇门。
读到这里,很容易想到记忆的顽强。人可以离开旧居,可以多年不见亲人,有些事情却依旧会回来,等着人去面对。
为什么到七十岁左右,才把父亲的经历写出来?
村上春树给出的理由很明确:有人想把发生过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身为写作者,他觉得有责任把它留下来。
他也承认,写自己的家庭异常艰难。有些东西,早些年写不出来,就一直避开。经过漫长的积累,他才终于找到了能够落笔的方式。
这比一句激烈的表态更有分量。把自家的隐痛摊开,接受读者审视,需要承担实实在在的压力。
而他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也早已走出了自己家的门。
2015年,他谈到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等地的侵略历史,认为日本应当坦率道歉,并持续道歉,直到受害一方认为已经足够。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谁来判断歉意是否足够。
受害者的伤痛,不能由加害一方规定期限。一个国家愿意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是它的选择;受害者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则需要得到尊重。
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涉及南京大屠杀,又招来了日本右翼人士的攻击。战争并没有因为写进小说,就变成没有现实分量的旧故事。
对中国读者而言,村上春树的这些文字值得关注,因为他愿意把日本作为侵略者的那一面写出来,也愿意面对自己家族与这段历史的联系。
读他的父子故事,还应该想到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人。那个被杀害的俘虏,有怎样的人生、怎样的牵挂?我们知道得太少,但他的生命绝不能只成为别人回忆里的一段插曲。
记住历史,就是把这些被战争夺走的人,重新放回我们的视线。
父辈做过什么,后代无法重新选择;面对父辈留下的历史,后代却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可以回避,也可以追问;可以替侵略寻找借口,也可以把责任讲清楚。
村上春树留下的启示,是一个人能够通过调查、书写和公开表达,认真面对自己承接的过去。让侵略的借口失去市场,让受害者的遭遇被下一代记住,这样的努力,比任何关于血统的狠话都更能阻止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