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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老人去世,67岁老汉去抬棺,参与抬棺的有8人,每人300块酬劳,岂料,途

重庆,一老人去世,67岁老汉去抬棺,参与抬棺的有8人,每人300块酬劳,岂料,途中老汉不慎滑倒,被棺材砸伤右脚,造成右脚骨折住院18天,事后,老汉将逝者家属告上法院,要求赔偿8.3万,而法院这样判!

重庆合川这起官司传开后,不少人都在琢磨,农村白事抬棺出意外这事到底该怎么算账。范家四个子女拿三千块把抬棺的活包给高甲。

高甲又喊来六十七岁的李某顶缺,八个人每人三百块,清晨五点雨刚停,跳板上积着水,李某踩上去一滑,三百公斤的棺材砸在右脚上,腓骨骨折加踝关节脱位,住了十八天院,李某心里又疼又慌,想着这三百块连药费都填不上,只能把范家告上法庭。

其实在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的重庆和合川一带,山地丘陵多,石板路和梯坎遇上雨雾天格外湿滑,靠人力抬棺送葬自古就是件费力又担风险的差事。

翻看清代乾隆到光绪年间的巴县档案以及合川县志就能发现,那时候川东乡村办丧事,没有现代机械和公路,丧家请道士或僧侣做完法事,全靠雇请民间杠夫或邀集帮工抬着沉重灵柩翻坡过坎。

清代巴县和合州知县的堂谕里,经常能看到短工和脚夫在湿滑山道搬运重物跌伤后递呈词打官司的记录,知县办案时既要防止主家克扣工钱、推卸过失,也要核查伤情防止借机讹诈,尽力把乡里纠纷理顺。

把时间再往前推到明代中后期和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城镇工商业和雇佣劳动发展,不少无地少地的贫苦百姓靠出卖体力谋生,形成了专门承揽搬运、抬轿、抬棺的杠夫行当。

那会儿刑部官员和地方州县审理这类劳作致伤案件,都要对照大清律例里的相关律条,仔细分辨双方是签了契约的雇工人还是临时搭伙的短工,看看主家有没有违背礼制强令冒险。

如果主家明知危险却疏于防范导致伤亡,往往要被判罚银两甚至承担埋葬费用;要是纯属劳作者自己失足踩空,官府也会根据具体情节斟酌裁断,既护住苦力人的生计,也守住乡规民俗的公平。

除了劳作意外的责任划分,历代官府对高龄贫困老人的生计问题也一直在想办法。从汉代朝廷给高龄老人赐粟赐帛,到唐宋时期设立悲田养病坊和居养院,再到明清两代在各州县普遍设置养济院收容孤贫老疾之人,史书食货志里都记着这些救济举措。

不过在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官府养济院名额有限,农村老人大多还是靠家庭和自己下地干活糊口,年纪大了没有进项,哪怕腿脚不利索也得咬牙撑着,只盼着能多挣几个铜板贴补家用。

托尔斯泰曾说:“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如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已经覆盖乡村,可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村里的老人碰到白事需要人手,还是愿意接下三百块一趟的抬棺活计。

李某起诉索赔八万三千元后,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认定双方属于承揽关系,判决范家子女因选任这群平均六十多岁、没有护具和培训的老人存在疏忽承担三成责任。

赔偿两万九千六百多元,其余责任则由共同抬棺人和李某自己分担,至于这笔赔偿能不能让李某安心养好伤、往后农村白事抬棺又该如何规范防护,还得看乡里乡亲和基层治理一步步去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