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器物 观察清代外销瓷。
法国卢浮宫收藏的一件清代外销瓷——《昂蒂耶夫尔公爵中国瓷器餐具组中的盘子》(Assiette du service en porcelaine de Chine du duc de Penthièvre)。
该瓷盘约于1734至1737年间在中国景德镇窑口烧制,直径22.5厘米,是专门为图卢兹伯爵之子路易·德·波旁(昂蒂耶夫尔公爵)定制的纹章瓷。盘面主体绘有公爵家族纹章,其背后衬有象征“法国海军上将”职务的船锚,并环绕金羊毛骑士团和圣灵骑士团的项链徽记。
在工艺上,该瓷盘虽然模仿了日本伊万里瓷器(红、金、青花)的色彩搭配,但实际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釉上透明彩瓷(即西方所称的“康熙五彩”/famille verte)技法。此外,盘底贴有“Nicolas Fournery Paris”及编号“C821”的标签,该藏品于2022年由购入。
这种瓷器属于来样加工,18世纪中国外销瓷主要由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体系采购,其中像昂蒂耶夫尔公爵这类定制“纹章瓷”,通常需耗时 2 至 3 年完成跨洋交付,整套价值相当于当时法国普通工人 10 年以上的收入。
荷兰、英国、法国(如本案涉及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绝对主导,但公司官方主要批量采购青花、广彩等通用款式,运回欧洲港口(如法国洛里昂)公开拍卖。• 像昂蒂耶夫尔公爵(Louis de Bourbon)这种带有家族徽章的“定制瓷”(法语称 Chine de commande),通常不走公司大宗货单,而是利用东印度公司授予船长、大班(Supercargo)和高级船员的“私人贸易配额”。公爵作为法国海军上将,直接通过人脉将绘制好的家族纹章图样交给赴华船员,由船员在广州委托行商发往景德镇烧制并带回。
在帆船时代,中欧航线完全受印度洋和南海季风(Monsoon)控制,往返极慢:• 单趟航程(约 6–8 个月)。 商船通常在冬季从法国出发,绕道非洲好望角,利用夏季西南季风抵达广州黄埔港;装货后,必须等到秋冬季节刮起东北季风才能启航返欧。普通商船一个往返需 1.5 至 2 年。• 定制瓷的额外周期(总计 2–3 年)。 纹章瓷需要先由商船把图纸送到广州,再经内河转运至江西景德镇制胎、烧窑、描金彩绘(耗时数月),往往赶不上当季返航的船队,只能等次年季风带回。卢浮宫档案标注该盘制于 1734—1737 年,正是因为公爵在 1734 年 1 月获封海军上将后下单,历经约 3 年才跨洋送达巴黎餐桌。
中国瓷器在原产地价格低廉,但历经两万多公里海运(伴随约 10%–20% 的破损与沉船风险)、关税及层层加价后,在欧洲仍然属于顶级奢侈品。当时法国货币以里弗尔(Livre)和苏(Sou)计算(1 里弗尔 = 20 苏):巴黎市场单盘零售/定制价 约 10–20 里弗尔/只, 相当于巴黎一名普通体力劳动者 1.5 到 3 周的工资(当时工人日薪仅约 15–25 苏,即 0.75–1.25 里弗尔)。全套贵族定制餐具(150–250件),约 2,000–4,500 里弗尔,相当于一名巴黎工人 8 至 15 年的全部收入,或足以购买 4,500 至 10,000 个 4 磅重的大面包(当时每条 4 磅面包约 8–9 苏,占工人日薪一半)。
我们还要注意到几点,隐藏在时代背景里的信息,这才是说起外销瓷最有趣的部分:
第一,由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江西、福建和广东的传统窑口所在地,卷入南明反清战争,尤其是1670年代的“三藩之乱”,使江西景德镇多次遭到焚毁,大量窑工逃散或被征发,官窑与民窑几乎停摆。满清为封锁沿海抗清势力,自1656年起实施严厉的“迁界禁海”,切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福建、广东的采购链。与此同时,日本人依赖侵朝战争抓去的朝鲜陶工,在日本建立窑口并发现高岭土,趁势补位。 面对欧洲每年数十万件的订单缺口,荷兰商人只能转向唯一允许通商的日本长崎,扶持九州有田烧(因从伊万里港装船,故称“伊万里瓷”)。日本窑工吸收了此前流入日本的中国五彩技术,迎合欧洲人喜好,创造出了以釉下青花 + 釉上矾红 + 描金为核心的“金襕手”(Kinrande)伊万里风格。
第二,18世纪初,由于耶稣会教士等特殊使命人员的刺探,东亚人保守几个世纪的硬质瓷全流程制造工艺、瓷土二元配方全部泄密,欧洲人随后发现本地高岭土,欧洲本土瓷器开始兴起,王家瓷窑(如迈森/塞弗尔)。同规格全套约 15,000–30,000+ 里弗尔,德国迈森(Meissen)等欧洲早期硬质瓷刚起步,价格竟然是景德镇定制瓷的 5 到 8 倍,因此跨洋向中国定制在当时兼具“极致排面”与“高性价比”,景德镇等中国瓷器传统产地已经受到了竞争威胁 ;
第三,在景德镇缺席的这三四十年里,欧洲市场完成了味觉与审美的定型:• 契合巴洛克与洛可可风尚。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宫廷崇尚金碧辉煌、繁复华丽的装饰艺术。相比素雅的传统青花瓷,红、金、蓝三色交织的伊万里瓷显得极其奢华,能完美融入欧洲贵族的镀金家具与挂毯环境中。• “路径依赖”形成。 就像您提到的昂蒂耶夫尔公爵餐具(1734—1737年),当时欧洲王室与大贵族已将“伊万里配色”视为顶级餐具的标配,下单时甚至会直接寄去日本伊万里瓷器样品,要求中国照样烧制;
第四,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开海,景德镇迅速恢复生产,但面对已被日本占据的高端市场,景德镇采取了极其务实的“商业大反攻”商业策略:• 全面仿制讨好客户。 景德镇画工迅速掌握了伊万里的构图与红金配色,专门生产“中国伊万里”外销瓷。卢浮宫藏品说明中特别指出,这件公爵瓷盘虽然视觉上是伊万里风格,但实际使用的是景德镇更擅长的釉上透明彩技法。• 成本与品质的双重碾压。 日本有田烧作坊规模小、瓷土杂质较多且人工昂贵;而景德镇拥有世界顶级的瓷土原料和高度分工的流水线(“一器成窑,过手七十二”)。景德镇仿制的“伊万里瓷”不仅胎质更白净轻薄,价格还比日本原产便宜一半以上。到18世纪30年代(即昂蒂耶夫尔公爵定制餐具之时),景德镇已凭借这种“师夷长技”的策略彻底将日本伊万里挤出了欧洲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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