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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所有靠哄人开心的要钱打赏的都是下九流,乞丐、妓女是,唱大鼓的也是,相声、

在清末,所有靠哄人开心的要钱打赏的都是下九流,乞丐、妓女是,唱大鼓的也是,相声、京剧也是。大鼓多是暗娼,相声多黄段子当儿子,地位最高的是京剧,但金主扔一把钱在舞台上,规矩是角儿们一样要和龙套们一起抢钱,然后磕头谢赏。

下九流之间也有鄙视链,金文声说,说相声的见了妓女也得叫声姐!建国初期,相声演员和妓女每个星期必须到派出所报到,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

旧社会说相声是撂地为生,讲究“平地抠饼,对面拿贼”,收入“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比乞丐强不了多少。据侯宝林女儿回忆,父亲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台下女观众高呼:“损根子,积点德吧”!当年有人在报纸上列举相声大王“万人迷”李德钖,侯宝林师父常宝臣、师叔焦少海等十多位著名相声艺人的去世是损阴德遭报应,对侯宝林触动很大。

侯宝林先生自己回忆:

“是不是解放后相声一帆风顺了呢?也不是。曾有一度曲艺的场子里没有相声。

相声节目捅了个漏子。有两位说拆唱双簧的,到一个工厂去演出,演出什么呢?俏皮话带反正话,就是“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一类的。当时工厂领导一听:“噢,别演了,别演了,同志们!咱们不听这个这对我们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没好处,我们唱革命歌曲。给钱请他们走吧。”

所以,在前门箭楼新曲艺场所没有相声,我们是在别的杂耍园子演出。

这时孙玉奎同志去找我,酝酿成立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发起人有比我们高两辈的刘德志(智)先生,同辈有孙玉奎、罗荣寿和我。通过这个小组把在北京的所有相声演员凑在一起。

当时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他:“听说您过去很喜欢相声。”他说:“对,我从小就听相声。”“您也写过新相声?”“哎,写过。”“我们现在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请您帮我们编写相声,我们的水平低。”老舍先生慨然应允。前后一共写了二十几段相声,所以我们的翻身仗打的快极了。

可以说解放后新相声的奠基人,就是老舍先生。当时著名学者给我们帮忙的还有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罗常培先生,研究元明清戏曲的吴晓铃先生等。在这个阶段,我们相声改进小组对相声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全体演员,也就是小组的成员;都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使相声纳入正轨。回想起来,解放以后相声这样受群众喜爱,应该说,这是几十年的苦斗酌胜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跟大家—起也做了自己应当做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声脱颖而出。这时候的节目,水平低一点也不要紧,因为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行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而相声演员就集中表达了这些情绪,所以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好评。

后来,继续出了些好节目,也出了些坏节目。现在有位艺术家就这样说:“什么三翻四抖,别来这套了,都老掉牙了,现在用不着了。现在只要你把人民的心里话一说,就鼓掌。”你说的那人民是什么呀?你说的心里话是什么话呀?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话吗?你受了—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把一些牢骚变成了相声……我说这叫火上加油。

近几年听到了不少群众的反映,现在“反正话”、“俏皮话”又来了,而且拿人家父亲、母亲、妻子开玩笑的又来了。已经进入艺术圈的相声,现在有的演员又要把它拉出去,我们三十年前扔掉的东西,有人又把它拾了起来,甚至认为是“突破”,是“创新”。

回头路是走不得的。这里我说一段旧事。大约在七十年前,有位评书艺人叫陈荣启,小时候学相声。说相声他捧哏的时候多,老得挨骂。他跟别人说:“说点好的行不行?咱不就为吃饭吗?不就为喂饱肚子吗?我的上三辈,下五辈,我的爷爷奶奶、兄弟姐妹都骂进去了,我不就为吃这顿饭哪?我不干了,我饿不死,我改行。”后来改说评书。

这是七十年前陈荣启先生的志气。难道说我们今天的思想水平还不如那时的陈荣启先生高吗?为什么又把这个互相谩骂拿起来了?自尊自重这句话谁都知道,可有的人认为无所谓,钱是要紧的。想起来很使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