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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陆小曼穷得揭不开锅,日本人带着1000块大洋送上门。陆小曼故意邋里邋遢,穿

当年,陆小曼穷得揭不开锅,日本人带着1000块大洋送上门。陆小曼故意邋里邋遢,穿得破破烂烂的,开门时咧着大嘴,露出已经掉落好几颗的牙齿。日本人被吓一跳,只灰溜溜地走了。


话说民国二十九年冬天,上海冷得反常,陆小曼缩在虹口一间弄堂房子的阁楼里,听着楼下传来日式军靴踏过水洼的声响。


屋里煤球炉子早灭了,她裹紧那件棉花板结成块的破棉袄,还是止不住哆嗦。


徐志摩走的那年她才二十九岁,眼下十几年过去,昔日交际花的排场早被日子消磨干净。


翁瑞午偶来照拂,但时局一日坏过一日,再好的家底也经不起颠簸,她卖过画,写过小品,后来连那张红木写字台都进了当铺。


弄堂里的邻居常见这位昔日名媛趿着一双开了口的布鞋去倒马桶,头发随手挽个髻,回来接着在破宣纸上涂两笔。


她那时落了牙,是常年服药和营养不良闹的,左边上牙豁着两个黑洞,笑起来直漏风。


那天来的两个日本人,穿西装,提着只沉甸甸的牛皮纸袋,说是“华北文化教育总会”的干事。


他们事先打听过陆小曼的境况,知道这个女人连每日灯油都要算计着买。


一千块现大洋,够在上海滩体面地段租两年带花园的洋房,够买一百担白米,够镶一口金牙。他们料定,一个穷到揭不开锅的弱女子,没有拒绝的道理。


楼梯板响起脚步声时,陆小曼正对着一只裂了缝的瓷碗洗笔,碗里的水结了层薄冰。


她放下笔,在门后站了一会儿,没洗脸,把鬓角几缕花白头发拨拉下来,又从灶台边摸了把炉灰,在颧骨上淡淡蹭了两道。


那件阴丹士林布棉袄掉了两颗扣,她没缝,就这么敞着怀,准备停当,她咧开嘴对着镜子看了看,那两颗缺牙和黑红的牙床在昏暗光线下格外显眼。


门吱呀一声开了。冷风卷着煤球味灌进来。


两个日本人原本满脸堆笑,准备脱帽行礼,却在看清门内人的瞬间僵住了。


陆小曼倚着门框,嘴里慢吞吞嚼着什么东西,大概是隔夜的咸菜疙瘩,腮帮子一鼓一鼓。她抬起眼皮,目光涣散地扫过两人,最后落在那只鼓囊囊的纸袋上。


“找谁?”她开口,漏风的牙齿让每个字都带上滑稽的嘶嘶声。


领头的日本人往后退了半步,勉强用生硬的汉语说:“陆小姐,久仰,我们是来送润笔,请您出山主持文化座谈……”


“钱啊?”陆小曼忽然笑了,嘴角咧得极大,那两颗缺牙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冬日灰蒙蒙的光线里。


她伸出一只手,指甲缝里满是墨迹和泥垢,径直去抓那只纸袋,“给我瞧瞧,假的吧?”


日本人没料到这一出,手一松,纸袋差点掉在门槛上。


陆小曼却不接,只是用那只脏手在纸袋上拍了拍,又缩回去抠了抠牙花子,眉头皱成一团,“才这么点?买米够吃几顿啊?”


“陆小姐说笑了,这是一千块……”另一个日本人试图维持脸上的体面。


“我知道,一千块。”陆小曼打断他,忽然把脸凑近半步,嘴里那股隔夜的酸腐气息几乎扑到对方领带上,


“你们日本也有没牙的老太太吧?你看我这样,像能写字的吗?我连毛笔都握不稳,昨儿还尿了床……”


她说着,真的把那只黑乎乎的手往棉袄里探去,作势要挠后背,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那点事先温习好的劝降说辞全噎在了喉咙里。


他们见过拍桌子骂街的,见过闭门不见的,没见过一个曾经名满上海滩的才女,把自己糟蹋成这样来见客的。


纸袋被领头的日本人死死攥在手里,送不出去,也收不回来。


陆小曼不理会他的尴尬,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买米”、“缺牙”、“冷”,又忽然扭头朝屋里喊:“姆妈,来客人送钱了!”


那声音沙哑粗粝,活像个弄堂里常见的疯婆子。


不到三分钟,两个日本人几乎是落荒而逃,皮鞋踩在弄堂石板路上,发出慌乱的哒哒声,那只装着一千块大洋的纸袋,终究没能送出去。


门关上,陆小曼靠在门板上慢慢滑坐下来,她低头看了看露着棉絮的袖口,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鼻子发酸。


她当然知道那一千块意味着什么,去趟百货公司,修两间瓦房,或者把嘴里那两颗缺牙镶上。可她只是爬起来,从床底下摸出半块烧饼,就着瓷碗里的冰水慢慢嚼。


那几年,上海滩不缺接过这种纸袋的人,有的作家换了笔名叫嚣“和平”,有的演员登了伪报满版写真,有的教授在伪大学里侃侃而谈。


他们牙齿完整,衣衫挺括,讲话滴水不漏,而陆小曼继续穿着她的破棉袄,在阁楼里画画,烟瘾上来就咳得整个弄堂都听得见。


也有人替她惋惜,说但凡她点个头,日子何至于此,她只是坐在那堆破宣纸后面,手里狼毫顿了顿,含糊地应一句:“我本来就穷,本来就丑,用不着装。”


这话半真半假,她后来的画倒是越画越瘦硬,笔锋干脆,完全不像早年那种旖旎的工笔。人到了那份上,似乎反倒把骨子里的东西逼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