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6岁的丁玲,发文痛骂78岁的沈从文:“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要说这笔账的根子,得拉回到1931年的上海龙华,那年二月七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枪杀,年仅二十八岁。
丁玲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一时间手足无措,沈从文从青岛赶来,帮着料理丧事,又一路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
火车上,这个湘西来的教书先生抱着孩子,丁玲靠窗坐着,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单调而沉重。
那时的沈从文三十出头,大约是真的拿胡也频当兄弟,拿丁玲当自家人的。
两年后,也就是1933年五月,丁玲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消息传开,文化界震动,传言纷纷。
沈从文急得到处打听,还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放人。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也正是在这段日子,他开始在《国闻周报》上连载长篇传记《记丁玲》。
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丁玲早年生活、情感经历、与左联的来往,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
丁玲的不满,当然不只是因为书中写到了她的私生活,比如后来与冯达的关系,或是南京三年软禁的细节。
她更在意的,是沈从文落笔时的那种口吻,沈从文在书里流露出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仿佛丁玲走上革命道路不过是一时冲动,是“不由她自己做主”的迷途。
对丁玲而言,这种写法把她从一个革命者降格成了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小女人。
1933年那本书出版时,丁玲正被关押在南京,没法开口说话;等她后来重获自由,时代又翻过了好几页,这件事便压了下来,一压就是四十多年。
1949年以后,两人各走各的道,丁玲进了北京,当了文艺界的领导,后来自己被送到北大荒劳动多年;
沈从文则彻底搁笔,进了历史博物馆,天天对着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埋头写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几十年间几乎没有来往,但旧账并未销掉,1980年,丁玲刚获得平反不久,压了四十七年的火气突然冒了出来。
她在《诗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表面上是纪念胡也频,实际上字字句句都指向沈从文。
她借也频的壮烈牺牲,反衬沈从文的“退缩”;借革命的鲜血,敲打那位老友的“市侩”,文章里的情绪毫不遮掩,完全是那个年代革命者特有的语法。
稿子问世后,文化界都在等着看沈从文怎么回击,七十八岁的老人却什么也没写。他住在北京的寓所里,每天照旧去博物馆,整理那些丝绸残片。
有人把登着文章的杂志带给他,他翻了翻,放到茶几上,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
据当时前去探望的人回忆,沈从文只是摇了摇头,轻轻叹口气,又低下头去忙手里那本服饰图谱。
他不辩解,不反驳,仿佛那些骂名跟他眼前的唐代纹样、宋代织锦比起来,轻得没有分量。
这种沉默,倒像是他下半辈子惯常的活法:既然讲不清楚,那就不讲,把气力留给故纸堆里的颜色与纹路。
话说回来,文人之间的这种裂痕,从来都不是偶然的。
法国的左拉与塞尚,少年时同吃同住,亲如兄弟,后来一个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奔走呼号,一个躲进埃克斯的画室画山画水,终生不再见面;
鲁迅与林语堂,早年在厦门大学还是室友,最后也因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不同而分道扬镳。
知识分子一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友谊往往就承受不起时代的重量。
丁玲与沈从文,一个要把生命熔进集体的洪流,一个只想守住个体心灵的审美与完整,1930年代的中国,确实没给这两种立场留下多少互相体谅的空间。
1986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沈从文比她晚走两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他们至死没有再见过一面。
今天回头再看那场笔墨官司,丁玲的文章里有她作为幸存者的委屈与愤怒,沈从文的笔下也未必没有文人的局限。
可历史似乎有种奇怪的公平:人们记得丁玲,是因为她写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农村与土地;记得沈从文,是因为他留下了《边城》里那条清澈的河流与渡船。
两位老人在纸页上各自盖下了自己的印章,至于当年的龃龉,大概只能留给后人去慢慢品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