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笔写下的:“为人民服务”
一个普通战士死于炭窑坍塌,毛主席在追悼会上却没有只讲牺牲。他讲到干部要听批评、改错误,还讲到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两个月后,1944年11月15日,毛主席为邹韬奋写下一段纪念文字,其中有一句:“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五个字没有单独成幅,就写在对一位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评价里。为什么同一个要求,既写进邹韬奋的纪念文字,也要在一场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讲透?
毛主席当时讲的服务,不止是个人把活干好,还包括组织怎样听取批评、改正错误、减轻群众负担。1944年的两件事,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了眼前。
9月5日,张思德在陕甘宁边区安塞县烧炭时,炭窑发生坍塌,不幸牺牲,年仅29岁。
他曾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后来在延安担任警卫工作。部队整编后,他从班长改任普通战士,之后又参加大生产运动,承担烧炭任务。烧出的木炭供中央机关冬季取暖使用。
这项工作看起来平常,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分量。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粮食、燃料和日用品都很紧张。边区机关、部队和学校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烧制木炭,尽可能减少对外部供给的依赖,也减轻群众负担。张思德所在的炭窑,正是这场生产自给运动中的一个普通岗位。
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主席到场讲话。
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接着,他谈到人的生死,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把生命价值放在人民利益上衡量。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转向活着的人。他要求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对于别人提出的批评,只要说得对,就应当改正;办法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应当照着办。他还提醒队伍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9月21日,《解放日报》刊出追悼会报道,标题突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讲话内容随之传开。
在这篇讲话里,服务对象不只在队伍之外。
同志之间互相关心,意味着队伍不能只向成员提出奉献要求;干部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则意味着组织也必须约束自己。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又把这层要求落到了人的生命上。张思德承担烧炭,是把任务接到自己手里;干部接受批评,是把决定重新放到人民利益面前。
毛主席在讲话中还讲到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1941年,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建议,边区政府采纳并逐步推行。精简机关、压缩冗员,不只是行政机构内部的调整,也关系到减轻人民负担。李鼎铭是党外人士,他的建议被采纳,意见是否值得接受,要看它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看提出意见的人属于哪个圈子。
张思德的烧炭和李鼎铭的建议,一个发生在生产现场,一个发生在边区政务会议上。
两件事的尺度并不相同:一项检查劳动者有没有把分内工作做好,一项检查管理者有没有把机关负担转嫁给群众。毛主席把它们放在同一篇讲话里,服务人民便同时落到了执行任务的人和制定办法的人身上。
这段纪念文字中的邹韬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持《生活》周刊、经营生活书店,以文字和出版物参与社会动员、推动抗日救亡。毛主席写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又接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概括的是他把一生投入公共事业的精神。报刊面对读者,出版回应社会需要,新闻工作者同样有自己的服务岗位。
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已经使用“为人民服务”的表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又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和语言;1943年,他为枣园职工俱乐部题写“为群众服务”。枣园职工俱乐部服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生活,这几个字写给的是具体职工。服务对象从文艺工作中的工农兵,到机关职工,再到生产岗位上的战士,都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入党员义务,要求党员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要,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并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同年9月20日,毛主席在重庆为《大公报》职工题写独立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七大党章把这项要求交给每个党员,重庆题词则让五个字成为独立的书写。
纸上的五个字只有一行,党章里的要求却要在每一次听取意见、每一次改正错误、每一次减轻群众负担时兑现,不能靠题词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