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 3 月黄维被特赦,收到赴台邀约,台湾方面许诺补发被俘 27 年中将军饷、恢复名誉;黄维拒绝该附加条件、不接受第三地中转方案,但晚年计划赴台探访旧友、推动两岸和解,1989 年手续将近办好时,他心脏病突发离世,未能成行
1975年3月,黄维刚刚获得特赦。据女儿黄慧南回忆,台湾方面有人提出赴台安排,他拒绝了。十四年后,他却开始准备行装,打算跨海探望旧友、祭扫故人。一个曾经拒绝赴台的人,为什么到了晚年又盼着去台湾?
1948年12月,黄维在双堆集被俘。作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他曾指挥大兵团作战;兵团被围、突围失败后,他也成了俘虏。此后,他先后在功德林、秦城等处关押,1968年转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二十多年过去,他才等到重新走出管理所的一天。
1975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3月19日,黄维获得特赦;两天后,他抵达北京。此次特赦共有293人获释,黄维并非个别照顾的对象。特赦决定同时恢复被特赦人员的公民权,他由此结束长期被羁押的生活,重新取得在社会上工作和生活的身份。
黄维没有返回台湾,也没有选择经第三地离开。
他留在北京,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这份工作与他的旧经历有直接关系:他熟悉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和作战经历,能够从亲历者角度参与近代史料整理。
走出战犯管理所后,他从被关押和改造的对象,变成有工作岗位、有社会职务、能够公开交往的历史亲历者。台湾旧友则仍在他的通信和交往之中。
两条关系并没有互相排斥,后来赴台计划能够启动,也与这段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有关。
关于特赦后台湾方面提出的安排,黄慧南回忆,对方曾表示可以补发黄维被俘期间的中将薪饷,并提出经第三地前往台湾。黄维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陈诚仍有旧日情分,也记得自己在大陆受到的宽待。
那笔薪饷对应的是他过去的军衔和服役年限,第三地安排则关系到他怎样赴台。
对黄维而言,旧日恩情和在大陆重新开始的生活都是真实经历,他没有用一笔补发的军饷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前后,黄维曾给台湾的老同事写信,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届时亲赴台湾与旧友相聚。1985年,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尚未开放,赴台对他来说仍是一个等待中的愿望。
他惦记的不只是昔日同僚,也包括一起经历过抗战岁月的老朋友。
写信时,他离开战犯管理所已十年,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也逐渐稳定;台湾的老同事仍在海峡另一边,书信能够送到,人却不能随时见面。那封信写在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的前两年。
黄维把相聚放在祖国统一的愿望之后,台湾仍是他牵挂的地方,却不是当时可以自由抵达的地方。到了1989年,有限度开放的访问政策和民间邀请,才让这份愿望进入实际办理阶段。
1980年代,他又多次通过香港与台湾旧友见面,往来逐渐恢复。
与此同时,两岸人员交流的条件也在变化。1987年,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次年,台湾方面开始有限度放宽大陆知名人士赴台访问,但仍须经过邀请和审批。1988年,赴大陆探亲、旅游和交流的台湾民众已达45万人次,大陆人士赴台却仍受限制。两边往来的规模并不对称,黄维的访问必须依靠特定邀请,也要完成两边的手续。
黄维的身份使这次访问有了现实渠道。
对台湾旧军政人物而言,他是第十二兵团司令和黄埔旧人;在大陆,他是特赦后留在北京、长期参加政协工作的老人。两边都认识他,也知道他与旧日同僚保持联系。但他并没有代表任何一方谈判的授权,能够带去的,是个人关系和共同经历,而不是一份政治协议。
邀请这样一位旧将赴台,既是私人会面,也带有两岸交流的意味。
他能够做的,是把曾经共同服役、共同抗战的人重新联系起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却不由他一个人决定。
1989年,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向黄维发出访问邀请。
他愿意接受,准备去看望多年未见的旧友,也打算为已经去世的故人扫墓。女儿回忆,名单里既有仍在世的同学、同僚,也有已经去世的人。家里为这趟行程准备了半年左右,相关手续仍在办理。对一个已经85岁的老人来说,这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行程最终没有成行。1989年3月,黄维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期间身体不适,随后住院。
3月20日凌晨3时20分,他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85岁。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刊载的遗体告别报道仍提到,他逝世前正准备接受台湾方面邀请,赴岛探望旧友。
黄维等到了邀请,却没能等到启程。
对一个把旧友列成名单、准备逐一探访的人来说,那些跨越几十年才有机会实现的重逢,最终停在了出发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