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一种说法:李鸿章出于嫉妒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巨大声望,刻意扳倒胡雪岩;胡雪岩倒台直接造成军饷断绝,左宗棠被迫放弃收复伊犁,西征将士缺饷,不少人客死他乡,甚至一路乞讨返回湖南。
光绪十年,胡雪岩已经家道败落,户部却又翻出一笔西征旧账,要求追缴当年借款产生的行用、补水费用。左宗棠和曾国荃先后上书替他辩护。一个曾经替朝廷筹集巨额军费的商人,为什么到了破产之后,还要为十年前的军费经手费用承担责任?
这笔账牵出了李鸿章、左宗棠之间一场持续多年的财政争夺。
两人确实不和,而且争得相当激烈,不过,事情远比一场因嫉妒而发动的报复复杂。
1875年,日本侵台,清廷开始讨论海防和塞防的轻重。李鸿章主张停止西北用兵,把有限经费转投东部沿海;左宗棠则坚持新疆不能撤兵,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防都要兼顾。
李鸿章并非只有口头反对。
他在给同僚的信中,多次批评左宗棠举借外债,认为西征耗费过大,甚至明确提出暂停新疆进剿,以便腾出资金筹办海防。
左宗棠对此十分不满,曾把西征借款受阻与李鸿章一派的牵制联系起来。两人的矛盾有实际的军费利益作为支撑,绝非凭空产生。
可李鸿章要顾北洋和淮军,左宗棠要顾新疆,两边都需要银子。清廷拿不出足够的现银,各省协饷又经常拖延。光绪元年十月,各省积欠西征军饷已经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余万两。军队还在西进,后方的银子却迟迟不能到位。
左宗棠只能另找办法。他把目光投向上海,胡雪岩恰好具备这种能力。
胡雪岩在上海采办转运局负责军需,熟悉洋行、钱庄和外商银行。西征急需用钱时,左宗棠令他先后筹借洋款一百二十万两、二百万两,以海关税作为担保。借来的银子能够迅速补充军费,省去逐省催款的漫长等待。
这套办法确实解决过大问题。
光绪元年至八年,西征通过商款和外债筹措的资金约占军费三分之一。胡雪岩是重要的经手人,却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借款利息最高达到年息百分之十八,低的也有百分之九点七五。钱来得快,偿还起来却不轻松。
前线需要银子,朝廷却不愿长期承担高息债务。
借款本息要从海关收入和各省协饷中偿还,东南各省本来就要承担淮军、海防以及其他地方军费。西征借款越多,后续财政压力越大。清廷曾专门告诫左宗棠,商款利息沉重,不可动辄举借,否则各省还完本息,其他京饷、协饷也会受到影响。
胡雪岩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承担了沉重的周转风险。左宗棠需要他继续筹款,清廷却始终担心这套融资办法留下的债务。
1881年2月,伊犁问题已经进入外交解决阶段。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俄国同意归还伊犁大部地区,但伊犁西部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清政府还要支付九百万卢布。
这份条约签订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还在营业。两年多以后,阜康才在1883年末倒闭。左宗棠所谓因胡雪岩破产而放弃收复伊犁,时间根本对不上。伊犁交涉的结果有其军事和外交原因,不能归到后来发生的商号破产上。
胡雪岩真正遭遇的危机,发生在上海金融市场。
他此前投入大量资金经营生丝,囤货和收购占用了不少现金。生意没有按照预期回笼资金,偏偏上海又出现严重的金融风潮。股票投机退潮,商号坏账增加,钱庄接连倒闭,银根越来越紧,外商银行也收缩对华资钱庄的拆借。
1883年12月,阜康钱庄倒闭,胡氏在各地的产业受到牵连。储户集中提款,官款、商款和私人存款都要清理。阜康的倒闭并非一场孤立的商业事故,上海当时已有不少钱庄和商号陷入同样的困境。
清廷随即展开追查,命左宗棠督促清理胡氏亏欠的公私款项。随后,户部又把西征借款的行用、补水费用单独翻出来。左宗棠和曾国荃为这笔旧账辩护,认为相关开支属于当年办理借款的实际费用。
这件事确实让胡雪岩处境更加艰难。曾经得到朝廷倚重的筹款商人,破产后不仅要偿还商业债务,还要面对官府对旧账的重新清理。但这场清算有明确的财政账目和行政程序,不能直接说成李鸿章一手策划的报复。
那么,西征将士后来为什么仍然缺饷?
刘锦棠接管新疆军务后,军费困难并没有消失。光绪八年,他已经提出裁减营勇以节省开支,之前陆续裁撤的兵勇就有六千三百余人。裁撤人员要结清积欠,留下来的士兵每月还要发放薪粮,哪一项都离不开银子。
魏光焘编写的《戡定新疆记》还记载,服役十余年的吉江马队中,有人到乌鲁木齐请求路票、索取川资,希望回乡。到了光绪十一年,伊犁驻军又发生欠饷哗变,朝廷命户部拨银三十万两清理积欠,银子未到之前,还要求甘省先行筹措。边疆军队的困顿,已经到了影响军纪和驻防稳定的程度。
胡雪岩的破产,确实让左宗棠失去了一位熟悉洋行、能够迅速筹集军费的商人。但西征欠饷早在阜康倒闭前就已存在,伊犁条约也早在两年前签订。
1885年,左宗棠病逝,胡雪岩也在这一年走到了生命尽头。
伊犁仍由清军驻守,新疆的军队裁撤、整编和清欠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