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中国靠着三位顶级天才,让西方心生忌惮,这就是大家熟知的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
1959年,苏联突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定的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第二年夏天,苏联专家陆续撤走。中国刚刚起步的核工业,一下子失去了重要的外部技术支援。
按照当时的条件,继续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设备不齐,技术资料缺失,许多专业人才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可四年之后,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还是升起了中国第一朵原子弹蘑菇云。
这中间,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个人究竟做了什么?
三个人各有一摊事,却恰好碰上了新中国科技建设中三个难以绕开的关口。
钱三强面对的,是核科学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国家工程。
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钱三强参与相关规划和组织工作。当时国内核物理研究基础薄弱,实验设备有限,真正懂得相关技术的人更少。原子弹绝不是几个物理学家关起门来算几道公式就能造出来的,理论计算、实验测量、材料制备、工程设计,哪一环缺人都不行。
钱三强长期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承担领导工作。他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校培养原子核物理、技术物理人才,也参与协调全国科研力量。苏联专家撤走后,原先依靠外援推进的技术路径走不通了,核武器研制必须重新组织队伍,靠自己的科研人员解决问题。
这时候,钱三强的价值就不只是一个核物理学家的学术水平了。他熟悉国内科研力量,知道哪些人能够承担什么任务,也懂得怎样把分散在不同单位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核武器研制需要的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支能够接力完成任务的队伍。
钱学森走的是另一条路。
1955年回国后,他没有急着埋头研究某一枚导弹,而是把目光放在整个导弹工业的建设上。1956年,他向中央提交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建议组建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同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
五院成立之初,国内几乎没有完整的导弹研制经验,许多技术人员甚至没有见过真正的导弹。钱学森组织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控制系统和总体设计等专业力量,推动研究院按照工程任务分工。
他还亲自给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听课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技术骨干。
导弹研制有个难处,单项技术再先进,也不代表整枚导弹就能飞起来。发动机提供动力,控制系统负责方向,弹体结构要承受飞行中的各种载荷,各部分必须配合得上。钱学森参与建立的第五研究院,承担的正是把这些技术环节连接起来的任务。
钱伟长的工作没有那么显眼。
他没有主持原子弹设计,也没有领导某个导弹型号的研制。可当国家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国防科技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中国究竟有多少真正懂得工程力学的人?
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只有二十多名研究人员,高校的力学教学力量也很薄弱。钱伟长参与力学学科规划,推动加快培养工程力学人才。
1957年,清华大学开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钱伟长担任首任班主任。首届招收127人,随后连续举办三届,培养三百余名学员。这些人后来进入科研机构、高校和工业部门。
力学看起来不像原子弹那样引人注目,可结构强度、空气动力、弹道计算、工程试验,哪一项能离得开它?没有专业人才持续补充,科研机构即使有了设备,也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能力。
三个人的工作由此有了联系。
钱三强推动核科学队伍建设,钱学森组织导弹技术攻关,钱伟长参与补充力学研究和教育力量。一个国家要发展尖端科技,既要有人解决眼前的工程难题,也要有人把科研队伍组织起来,还要有人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三钱恰好在不同位置上承担了这些工作。
1962年,中央成立专门委员会,集中协调核武器研制任务。全国科研机构、工厂、高校和有关部门开始围绕重大工程协同攻关。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原子弹爆炸成功还不等于拥有完整的导弹核武器。核弹头怎样与运载工具结合,怎样经受飞行环境,怎样准确抵达预定区域,仍然是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核弹头完成飞行试验,在预定区域实现核爆炸。中国第一次完成导弹与核弹头的结合试验,核武器从地面爆炸装置迈向了由导弹运载的武器。
美国早在1964年就为中国即将拥有核武器而召开高层会议,讨论阻止中国核能力发展的可能性,也考虑过对核设施采取行动的风险。到了1966年,中国已经完成导弹核武器试验,华盛顿需要面对的,显然不再只是一次核爆炸。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名字,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被放在了一起。
三个人没有包办中国的科技事业,更没有独自完成两弹研制。但他们留下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个人的一项科研成果。一个能够自己培养人才、组织科研、制造尖端装备的中国,才是当年美国真正需要重新估量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