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下海游泳后染上重感冒,高烧难退,还受失眠困扰,随行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推荐山东名老中医刘惠民前来诊治。
1957年8月4日,青岛海湾,一场原本准备由毛主席参加的海上阅兵照常举行,站在检阅舰上的人却换成了周恩来。毛主席没有出席,不是因为临时改变了安排,而是那场感冒一直没有彻底压下去,一度高烧未退。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从济南赶来的中医进入了毛主席的医疗安排。
他叫刘惠民,是山东有名的中医。此前给毛主席治病的主要是随行医生,为什么舒同会想到这样一位地方名医?
事情发生在7月的青岛。
中央在这里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工作之余经常游泳。七月中旬以后,他出现咳嗽、头晕、食欲下降、乏力等症状,睡眠也受到影响。随行医生采用感冒化痰药治疗,症状却没有很快缓解。到了8月初,毛主席仍因发烧无法参加海上阅兵,只能由周恩来代为检阅。
病情拖住了工作安排,医疗上的选择也随之增加。继续采用原来的办法是一种选择,请另一位医生加入诊治也是一种选择。
舒同提出刘惠民,并不是临时找来的陌生人。
刘惠民在山东已经行医多年。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八路军医疗工作,后来又参与地方医疗机构和制药机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筹建济南中医诊疗机构和山东省中医医院,在山东中医界已经有相当的临床声誉。
1956年,他先后获得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舒同此前多次请他诊治,对他的医术有直接体验。
到了青岛,舒同才会把这个名字递到毛主席身边。
但推荐只是第一步。最高领导人的用药,不会因为一句推荐就立即改变。毛主席同意请刘惠民来后,刘惠民切脉、察舌,按照自己的诊法开出中药。
药方进入治疗过程前,随行医疗人员还参与了检查和讨论,随后由舒同夫人石澜负责煎药。
这一幕其实很特别。现场并没有出现“西医退出,中医接管”的情形。原来的医疗人员仍在,刘惠民是在原有医疗安排中增加了一种诊疗办法。
对于毛主席这样的患者,医生面对的首先是怎样处理眼前的病情,而不是给两种医学分出胜负。
刘惠民长期擅长神经衰弱和失眠方面的诊治。
他开的药中有酸枣仁,毛主席后来还询问过这种药的作用。感冒、乏力和睡眠问题碰在一起,使这次诊疗并不只是针对咳嗽发热,也涉及休息状态的恢复。
服药以后,毛主席的睡眠和感冒症状逐步改善。
不过,病情并没有简单地停在“两剂药、三天痊愈”这个故事里。治疗持续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八月初回到北京后身体才明显恢复。海上阅兵已经等不到他,只能由周恩来代行检阅。
青岛之后,刘惠民的位置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1957年11月,毛主席准备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刘惠民被带进了代表团的保健团队。一个济南医生出现在毛主席的出访队伍里,这个安排本身,比一句对中医的赞扬更能体现信任已经发生变化。
但这种变化也不能只归结为那一次感冒。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政策早已逐步形成。团结中西医、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培养中医人才等工作持续推进,1955年成立中医研究院,1956年又建立中医学院,并推动西医学习中医。刘惠民能够进入毛主席的医疗范围,有山东地方医疗基础,也有国家中医政策提供的制度空间。
到了1958年,毛主席进一步推动西医学习中医,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刘惠民当然不是这条政策线的唯一推动者,但青岛的诊疗经历让他的个人声誉获得了一个此前没有的位置:从山东名医,进入中央领导的保健体系。
回头看那场海上阅兵,最有分量的结果反而不是一句“中医中药好”。毛主席因病缺席,周恩来代为检阅;几个月后,刘惠民却随毛主席登上了赴莫斯科的专机。
一场感冒没有创造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却改变了一个医生与最高层之间的距离。
舒同的推荐、刘惠民的医术、随行医疗人员的把关以及毛主席本人的接受,几股力量在青岛碰到了一起,地方医生的临床声誉由此真正进入了国家最高层的医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