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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地下党员林青和刘茂隆被捕,敌人准备杀了他们。行刑前,一个看守对两人说

1935年,地下党员林青和刘茂隆被捕,敌人准备杀了他们。行刑前,一个看守对两人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我只能救一个,救谁?”

这句话的分量,得从两个人的身份说起。林青,贵州毕节人,1911年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3岁那年,也就是1924年,家里把他送进当地一家商号当学徒,端茶扫地,还动不动挨老板的打骂。这样的日子熬了两年,1926年,15岁的他索性离开商号,只身去了重庆。

在重庆,一家进步话剧团收留了他,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外面的道理。1927年,他因参加声援北伐的活动被抓进监狱,年仅16岁,在牢里仍坚持读书;1929年出狱后,他考入重庆美术学校,并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他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1931年正式入党,其间又一次被捕入狱,依然守口如瓶。1933年,他奉命回到家乡毕节,把一批爱国青年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抗日爱国活动。

1935年1月,贵州省工委成立,主持工作的就是林青,他还兼着遵义县委书记;刘茂隆是省工委的委员,早年同样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与林青配合十分默契。两人曾联手把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码电报本弄到手,经秘密渠道送交组织,对长征中的红军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也正因如此,他们成了敌人眼里必须拔掉的钉子。

1935年7月19日,叛徒告密,林青和刘茂隆一同落网。负责审讯的警备司令郭思演先来软的,摆下一桌酒席,好言好语地劝降,两人坐在席间一言不发,任他怎么说也不接话。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此后将近一个月,刑罚没有断过,刘茂隆伤痕累累,林青的双腿更被打得骨折,可谁也没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个字。敌人死了心,决定把两人公开处决。

处决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一个平日里叫李玉清的看守避开旁人,悄悄找到他们,报出自己的真名董亮清,说他是一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想设法放他们出去。送上门来的“自己人”,林青和刘茂隆反倒更加警惕——审了这么久,敌人什么招没用过,这多半又是套话的新花招。董亮清见他们不信,索性把自己被捕上级的姓名、入党和工作的经历一件件摆出来,两相对照,两人这才收起戒备,问他打算怎么救。

他的打算说来简单:轮到他值夜,他能以解手为名押一名犯人出牢房,借着夜色掩护把人送出监狱。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人一丢,狱里立刻就会炸锅,剩下的那一个会被看得死死的,绝无第二次。也就是说,这条生路只容一个人通过。董亮清把话撂下:救谁,你们今晚就得定下来。

两个人的回答却惊人地一致——让对方走。刘茂隆说,林青是负责人,肩上的担子更重,理应他出去。林青摇头:正因为我是负责人,现在我命令你出去;再说我的腿已经断了,真要逃,我只会拖累你,到时候两个人都走不掉。刘茂隆把脸别过去:这个命令,我不听。牢房里一时只剩下沉默,谁也说服不了谁,可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一夜,最终走出牢房的是刘茂隆。他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由董亮清押着,一步步走进监狱外的夜色,再也没有回来。董亮清没有回头——犯人是在他手里没的,留下必遭怀疑,他索性也离开了监狱。等狱方发觉少了人,再撒出人手四下搜捕,早已没了踪影。

刘茂隆跑了,剩下的怒火,全落在了林青一个人身上。敌人重新对他动刑,变着法子逼问刘茂隆的下落,他始终不开口。在他看来,对方审得越急,越说明刘茂隆已经安全了。刘茂隆脱险后也曾设法回来救他,可监狱的看守骤然收紧,再也找不到可乘之机。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赴刑场,沿途高呼口号,从容赴死。这一年,他24岁。

如果那天夜里,决定权在你手里:一边是职务更重、却已双腿骨折的林青,一边是伤势较轻、更可能跑得掉的刘茂隆,这唯一的生路,你会按“谁更重要”来给,还是按“谁更可能活下来”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