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流浪汉因无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填写籍贯时警察瞬间呆住了:“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那间收容所里灯光发白,门缝里透着冬夜的寒气。登记桌前的男人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起毛,裤脚沾着干泥,脸被风吹得发红发裂,手指也粗糙。他说话很少,问一句答一句,更多时候只是低头看着桌面。表格递过去,他接过笔,先停顿片刻,随后一笔一划地写下籍贯和姓名。字落下去,横平竖直,结构稳当,和那身破旧衣裳很不相称。旁边的警员凑近看了一眼,又把表格上的籍贯与那个名字对了对。值班警员起初只当是普通登记,等看清籍贯一栏,又想起那个在豫东一带流传的名字,神情慢慢变了。眼前这个沉默寡言、满脸风霜的流浪汉,究竟经历过什么,才会走到收容所里来?
要弄清这件事,得从他少年时说起。王耀军出生在河南杞县一个小村落,家里日子紧巴,土里刨食,能供孩子读书已是不易。可他自小聪明好学,课本翻得卷边,写字也肯下笨功夫。邻里记得,这个孩子成绩一直拔尖,是村里少有的读书苗子。在乡间,这样的成绩足够让一家人看到盼头。那时的乡村,谁家孩子能念出成绩,便像给一家人点了盏灯。王耀军也把这盏灯看得很重,他相信读书能把自己带出黄土地。
后来,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消息传开,村里人都替他高兴,觉得这个贫寒家庭总算要出一个大学生。可就在入学前,他的名额被人冒名顶替。录取的机会落到别人手里,他的路却在眼前拐了弯。一个年轻人辛苦读书多年,等的就是那一步,偏偏在门槛前被挡住了。
他没有立刻认命。他多次四处申诉,带着材料去说明情况,希望能有人受理,把被顶替的事情查清。可一次次奔走,换来的多是推脱和沉默,事情始终没有结果。材料递出去,回音却总在等待里淡下去。对一个没有门路、家境又薄的农村青年来说,那些程序听起来清楚,走起来却处处是墙。时间一长,他的申诉无果而终,原本摆在面前的大学生活,也就成了再也够不到的地方。
回到村里后,他重新拿起农具,跟着乡亲下地干活。日子从书本落回庄稼,可他没把读书写字丢下。农闲时,他照旧翻书,找纸练字,遇到喜欢的句子就抄下来。村里人看他有学问,又肯吃苦,称他“庄稼地里的大学生”。这个称呼里有惋惜,也有敬重。王耀军没有因此变得消沉,他性格乐观,肯帮人搭把手,谁家需要写个信、记个账,他都愿意去。
仅靠务农,日子仍旧清苦。后来,他走乡串镇,以替人写字、题字为生。学校墙面、店铺门头、村里院墙,都留下过他的字迹。有时一幅字换一顿饭,有时只换几句谢意。他不讲究吃住,有口饭就吃,有地方歇脚就歇。因字写得端正,人也和气,他在豫东渐渐有了名声,人们称他“墙上名人”。这名气不是从高堂上传下来的,而是沿着街巷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可名声并不能替代安稳。为了生计,他也去过北京。上世纪末的城市里,人流匆匆,一个外乡人若没有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并非罕见的事。那个寒冷冬夜,他正因没有暂住证被带进收容所。寒夜的收容所并不宽敞,登记桌边却因那一手字安静下来。也正是在登记桌前,他写下了自己的籍贯和姓名,让值班警员从工整漂亮的字迹里起了疑,又从籍贯和名字里认出了那个在豫东民间传开的人。警员得知眼前人就是王耀军后,肃然起敬,态度里多了几分郑重。
王耀军没有多说什么。他沉默了几秒,轻轻点了点头。那点头不像炫耀,也不像诉苦,只像是承认了一个被岁月压了很久的名字。收容所里仍旧冷,登记纸上的字却清清楚楚。一个曾在全县考第一、被重点大学录取又被冒名顶替的人,一个回乡务农仍读书写字、后来靠题字写字走乡串镇的人,最后以流浪汉的身份坐在登记桌前,这样的落差让人无言。可他自己仍保持着乐观,愿意帮人,愿意把字写好,把日子往下过。那份乐观没有因境遇而消失,只是藏在他少言寡语的神情后面。
如果一个人的入学机会被冒名顶替,申诉多年又无人受理,那么他的人生是否应当有一次重新核查、重新选择入口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