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忍痛把3个孩子留在家乡,双双奔赴长津湖极寒战场,他们就是李坡、孙惠,一对军医夫妻。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高,11月下旬,气温跌到了零下三四十度,李坡被分到前线救护所,孙惠在伤员转运站,两地隔着两道山梁。
救护所的帐篷是棉布的,挡不住风,夜里汽灯点着,火苗子晃得厉害,手术台是用弹药箱和门板搭的,上面铺一块帆布。
最棘手的是器械和药品都冻住了,酒精瓶子裂了好几个,生理盐水冻成了冰坨,得揣在怀里焐小半个时辰才能化开。
伤员送下来,多是冻伤,手脚肿得像馒头,发黑,发亮,碰一下硬邦邦的,跟石头似的。
有些不得不截肢,可连像样的骨锯都没有,有时候得用锯木头的锯子,拉起来咯吱咯吱响,听得人牙酸。
李坡主刀的时候,手冻得握不稳刀柄,旁边的卫生员就赶紧端来一碗热水,让他泡手。
水不一会儿就凉了,再换一碗,有个小战士躺在门板上,才十七八岁的样子,脚趾头全冻黑了。
他疼得嘴唇咬出了血,问李坡:“大夫,我这脚……还能留不?”李坡没抬头,手里的碘酒棉球往下按,只说了一句:“忍着点。”那孩子就没再吭声,把拳头塞进了嘴里。
孙惠在转运站负责包扎和分发药品,她的手指也冻裂了,缠满胶布,碰一下盐水就钻心地疼。
她每天要做的事是把前线下来的伤员分类,轻的往后送,重的留下处理,药品不够,她就把绷带剪成小块,能省则省。
有一回李坡送一批重伤员下来,两人在转运站外的雪地里碰了头,孙惠从兜里摸出两个冻硬的土豆,塞给李坡。
李坡没接,又从担架队的背篓里抽出一件缴获的美军呢子大衣,扔在她肩上:“晚上盖这个,别冻着。”
孙惠攥着大衣领子,还没来得及说话,李坡已经转身跟着空担架往回走了,雪没过膝盖,他深一脚浅一脚,棉裤腿上全是雪粒子,自始至终没回头。
最难忘的是一个后半夜,下来一批刚从死鹰岭方向撤下来的伤员,其中一个腹部中弹,血把棉衣浸成了深褐色。
孙惠和几个护士把人抬进帐篷,发现止血钳不够用,她二话不说跑出去,从雪地里扒白天埋下的另一箱器械。
那箱子是怕美军飞机扫射才埋的,上面覆盖了厚厚的积雪,孙惠没戴手套,直接用手刨,指甲缝里渗出了血丝,她也顾不上。
李坡那天正好送伤员下来,还没走,见她这样,挽起袖子跟着一起刨。
两人在汽灯下配合手术,没有电,汽灯嘶嘶地响,在帐篷上投下巨大的影子。
那个小战士躺在台上,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忽然在半昏迷中抓住孙惠的袖口,含含糊糊喊了一声“娘”。
孙惠手里的纱布顿了一下,腾出左手,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李坡手里的针没停,缝线穿过皮肉,针脚拉得细密紧实。
那一台手术做了两个多钟头,天快亮的时候,小战士的呼吸终于稳了些。
孙惠走出帐篷,东方的天边泛着青白色,她靠在树干上,从兜里摸出半块冻硬的炒面,掰了一半递给李坡。
两人站在雪地里嚼着,面渣掉在胸前,谁也没说话。
很多年以后,当年长津湖的风雪早已平息,李坡和孙惠回国后,又穿了很多年白大褂,直到退休。
那三个孩子,在姥姥的小脚边长大,后来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
说起来,像他们这样的军医夫妻,在当年的志愿军里并不少见,就是把年幼的孩子留在身后,把自己推向最需要人的地方。
到了今天,如果走进任何一所军队医院,深夜时分,还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年轻的军医夫妻,一个刚下手术台,一个准备去值夜班,孩子临时放在父母家,或者锁在值班室的里间。
条件好了,不会再有零下四十度的露天手术台,不会再有冻成冰坨的生理盐水,也不再需要把器械埋在雪地里防轰炸。
但1950年那个清晨,李坡带上门时那声吱呀的响动,似乎还在某个地方回荡。
孙惠母亲当年抱着三个外孙,在老家等了整整一个冬天,她未必知道长津湖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但她知道,女儿和女婿去了很冷的地方,去给别人家的儿子治伤。
他们后来回来了,只是有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年的雪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