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李敖此文依托大量原始史料,梳理第四次反“围剿”前后史实,紧扣“攘外必先安内”的矛盾,揭示蒋介石优先剿共、对日妥协的政策选择。
李敖原文如下: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
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
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
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会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去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双方各有伤亡。
不过,张国焘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
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
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
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
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
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又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
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达成塘沽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