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说:"没有几个人能安享晚年,老了都可怜。这跟孩子孝不孝顺无关。身体好粗茶淡饭也乐,病倒有钱也受罪。小病治,大病快走,少受罪就是福。"
这话听着残酷,可字字扎心。人老了,真正的福气不是儿女多孝顺、存款有多少,是身体还撑得住。身体一垮,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健康,再孝顺的儿女也替不了你受罪。民国有个老先生,叫张大千,他活了84岁,晚年的日子把这句话活得明明白白。
1899年,张大千出生在四川内江。
他这一生,风光无限。画坛宗师、艺术巨匠,作品卖到全世界,有钱、有名、有地位。4个太太,10个儿女,热热闹闹一大家子。
按理说,这样的人,晚年该是儿孙绕膝、享尽清福。
可现实不是这样。
1976年,77岁的张大千查出糖尿病。
一开始不严重,控制饮食、定时吃药,日子还能照常过。他照样画画、照样会客、照样吃他最爱的东川红烧肉。
可病这东西,不会因为你是大师就放过你。
1978年,他的眼睛开始出问题。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他画了一辈子画,到老了,连笔下的线条都看不清了。
有一天,他画完一幅荷花,学生拿过去看,犹豫了一下说:老师,这花的位置好像……有点偏了。
张大千凑近了看,果然偏了。他叹了口气,放下笔说:眼睛不行了。
可他还是继续画。看不清,就凑近了看;手抖,就慢慢画。他对学生说:我不画画,还能干什么?等死吗?
1980年,81岁的他心脏又出了问题。
频繁住院,插管、吸氧、输液。医生说:张先生,您得静养,不能再操劳了。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说:不画画,我静养什么?
儿女们轮流来照顾他。端水、喂药、擦身子,该做的都做了。可那些罪,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受。
半夜疼醒,按铃叫护士;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粥;上厕所都得人扶着,一个不小心就摔倒。
有一次,他对二儿子说:你们孝顺,爸爸知道。可这病,你们替不了我受。
1983年,他的肾也衰竭了。
开始透析,一周3次,每次4个小时。针扎进血管,血液在体外循环,清理毒素。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
透析完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对太太说:我这是活受罪。
太太握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那怎么办?不治吗?
他摇摇头:治,小病还得治。我就是怕以后大病来了,走不了,还得这么拖着。
1983年4月,张大千病情急剧恶化。
心脏、肾脏、眼睛,全都衰竭了。医生说可以上呼吸机,可以继续抢救。
儿女们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插满了管子,已经说不出话了。他们问:爸,还要继续吗?
张大千用尽最后的力气,摇了摇头。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去世,享年84岁。
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闭上眼睛,终于不用再受罪了。
张大千这一生,不缺钱、不缺名、不缺孝顺的儿女。可到了最后,这些都没用。
病魔来的时候,钱买不了健康,儿女替不了受罪。透析的针扎在他身上,不是扎在儿女身上;呼吸困难憋得慌,憋的是他,不是别人。
他晚年说过一句话:"人老了,最大的福气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少孩子,是少受罪。"
这话,是他用最后几年的日子,一针一针、一口气一口气换来的领悟。
老了都可怜,这是真的。不是儿女不孝顺,是这份罪,儿女孝顺也帮不上忙。
身体好,吃碗白粥配咸菜也觉得香;身体垮了,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只能看着。
小病,能治就治,治好了还能多活几年;大病,能少受罪就是福,别拖着,拖着只会更受罪。
人活这一辈子,年轻时拼命挣钱、拼命出名、拼命往上爬,以为这些能保晚年平安。
可到了最后才发现:真正的平安,是身体没垮的时候,能安安稳稳地走;身体垮了的时候,能干干脆脆地走,别拖着。
张大千84岁走的时候,有人说可惜,这么大的画家,要是再多活几年该多好。
可他的儿女心里清楚:爸爸最后那几年,活得太苦了。能走,对他来说是解脱。
晚年的福,不是活得长,是活得不受罪。这才是最大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