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菲斯最伟大的发明是“伪历史细节”——他笔下那些虚构的公元前200年的小官僚,比我笔下真实的波兰地主更真实。因为腐烂的精确性胜过鲜活的谎言。
读卡瓦菲斯的《城市》,我像被一桶冰水浇醒。这个希腊人早看透了:流亡者的地狱不是新环境,而是随身携带的旧自我。 我的《宇宙》里应该有这样一个角色:一个带着亚历山大城地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迷路的幽灵。
波兰评论家骂我是道德虚无主义,但他们若读过卡瓦菲斯的《智者》——那些在亡国前夕还在纠结语法变位的学者——就会明白:对形式的偏执是最后的尊严。我的《费尔迪杜凯》里的教授们,不过是他的亚历山大智者的斯拉夫变种。
您问我为何迷恋那个写同性恋诗的希腊人?因为他把历史变成了一间所有镜子都照向过去的妓院。我在《横渡大西洋》里尝试过类似的把戏:让波兰移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妓院里,用母语背诵密茨凯维奇的爱国诗。(1958年致让·杜布菲)
卡瓦菲斯难题:如何让一个被遗忘的公元前30年的小税务官,比恺撒之死更令人心碎?(1961年笔记本扉页)
波兰作家总想当先知,但看看那个希腊人!他宁愿做历史的会计,在欲望账簿上登记每一笔过期未付的激情。(1965年《反民族诗学》提纲)
有人说我的《色》像卡瓦菲斯的情欲诗。胡扯!他是用肉体测量时间,我是用时间羞辱肉体。他保留香水瓶,我打碎它只为听响。
读书如通奸。必须撕碎作者的原意,让文本在自己的脑床上尖叫——但别让它认出你的脸。
——贡布罗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