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少自媒体说,孟良崮战役我军对待整编74师俘虏,“提高一级待遇”。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提高一级“待遇”,不是好吃好喝的更高优待,而是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
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大政策和来去自由的参军方式,对绝大部分的俘虏,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路费回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瓦解敌军斗志,不至于拼死抵抗。也能迅速壮大我军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军送来天量武器弹药,也因此被戏称物流集团董事长。其实他更大的功绩就是解放战争拼命抓壮丁,并投入大量精力,把几百万种地的农民培养成具有专业军事技能而且服从命令的士兵。结果他的八百万军队,有一大半都成了“解放战士”。
据统计,解放战争四年,国民党军除了起义、和平改编114万人和投诚63万人,被俘的459万人里约280万人经过教育成为解放战士,合计加入我军的大约400万人。剩下那些,不合格的,老弱病残,陆续都释放,遣散。
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主要兵员补充是靠解放区翻身农民,主要优点就是政治觉悟高,革命热情,信仰坚定。缺点就是文化水平差,军事素质和技能差,需要长时间训练。虽然打仗不怕牺牲,但是因为讲民主,常常会质疑上级命令的合理性。这一点,和国民党军队严酷训练下绝对服从的路子截然不同。也常常让文化水平同样不高的基层指挥员很头疼。
国民党部队,等级森严,兵是兵官是官,讲究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天天洗脑,效忠老蒋,效忠长官。因为74师基层官兵特别反动,所以孟良崮战役后,陈老总就下令一个不放。也没有按照以前莱芜战役等战役后那样按军官和士兵分开,而是把班长也按尉官对待。对军官的审查程序,也相应提高一级,既尉官按校官,校官按将官标准。所以被俘的19676人(绝大部分是74师,加上增援部队整编83师一个团),军官就6000多人,编了5个学员大队,严格看管,仔细甄别审查,并详细询问军政各项事宜,汇编了一个74师基本情况的材料,为我军掌握国民党王牌部队情况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书面材料。
74师大部分被俘虏的士兵经过忆苦思甜的短暂教育,就直接补充到各个纵队。很多因为素质较高,很快就成了军事骨干。后来还被退回去一部分,原因就是这部分士兵被严重洗脑,言必称74师,很难改造。
而更难改造的尉官群体,因为思想特别顽固,又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免不了伺机逃跑和搞破坏,就押送胶东解放区腹地,严加看押教育下,让他们修公路。
校官和将官,则转移到隐秘在昆嵛山里的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想跑也很难。将官相对比较自由,每天只是看书学习,生活待遇也好一些。
一部分经过教育的比如李天霞83师57团的上校团长罗文浪表示愿意回去做工作,就被释放。罗文浪先回去见了被放出来又重新当了官的李天霞,拒绝了他的挽留,去了湖南投靠程谦,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74师57旅的少将旅长陈嘘云,则在国民党进攻胶东腹地的时候,被转移到了东北继续改造,直到1975年才在全部特赦的时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释放,回到老家南京,当了政协委员,安享晚年。
对看押教育的底层军官,也没有坚持一个不放,分两次,遣散释放了二百多老弱病残。
张灵甫的副官杨占春,也是被俘后经过教育,被释放回去。说是带回来张灵甫给妻子的绝笔书信,又说自己证明张灵甫是自杀成仁。这些说法都经不起考证,大概率只是为了宣传伪造的书信和编造的虚假叙事。
张灵甫的参谋长少将魏振钺,则被刚成立的华东军政大学选去当了军事教员,1955年授勋,还被授予少校军衔。电影《红日》拍摄的时候,老艺术家程之,扮演敌参谋长,那句著名的台词“不是我们太愚蠢,是共军太狡猾”和他的形象,也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很多动作,是程之到军校采访魏振钺得来的经验。
击毙张灵甫的华野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去了军校学习,成了魏振钺的学员。据说他可没有和李云龙一样请被俘的教员吃饭套近乎,而是和魏振钺一句不谈。
还有一个故事,几十年过去,两位解放军老兵聊起来当年的出身,得知一位是华野六纵,一位是74师俘虏,当场翻脸,老死不相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