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周敏兰在1979年冬天干了一件轰动全村的事。她把不到两岁的女儿放在炕上,趁着丈夫张德厚去生产队记工分,拎着包就跑了。这一跑就是三十五年,全村人骂了整整一个月,有人说她是为了回上海,有人说她在那边早就找好了下家,但不管什么说法,结果是明摆着的——一个当妈的,把自己的骨肉扔在了穷村子里。
张德厚那天记完工分回家,天已经擦黑。屋里的灯没点,炕上的孩子醒着,被子蹬到一边,人没哭,只是睁着眼睛。他喊了两声名字,没人应。柜子开着,她带来的那只旧皮箱不在了。
他连夜去了县城汽车站,站里人挤人,问了几圈没人见过。第二天又去了趟公社,把能问的都问了。往后半个月,他托人往上海那边写过两封信,都没有回音。
村里的骂声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慢慢也就散了。日子还得过。
他把孩子背在身上去上工,天冷了就用旧棉袄裹一层。孩子大些,能站住了,就放在隔壁婶子家,一个月给几块钱和几斤粮。米汤、糊糊、蒸红薯,就这么一口一口喂大。
孩子五岁那年问过一回:“妈去哪儿了?”
他手上正劈柴,停了停,说:“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孩子没再问。往后也不再问。
上学以后,班里有人知道她家的事,学着大人的口气说她没妈。她跟人打过一次架,回来脸上带着抓痕,张德厚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去学校找了老师。
孩子读到初中毕业,没再往上念,进了镇上的厂子。后来嫁人,生了孩子,日子过得平常。
三十五年过去,村里修了路,土房换成了砖房,很多人搬走了。张德厚还住在那间老屋,头发全白,腰也直不起来。
2014年秋天,村里来了个外地口音的老太太,六十出头,一路打听张家。有人指了路,又有人在背后认了半天,说这不是当年那个上海知青么。
她站在老屋门口,没敢进。
张德厚出来看了一眼,站着没动,隔了很久才说:“你来了。”
她开口第一句问的是孩子还在不在。
那天下午两个人在院里坐了很久。她说当年不是临时起意。1979年知青大批回城,已婚的办不了手续,有的地方要离婚证明,有的地方要有接收单位。她娘家在上海,房子挤,父母年纪大,来信说得很明白,带孩子回来不现实。她卡在中间,手续一遍遍退回来,人一天比一天沉。
走的那天她在汽车站坐了一夜,天亮才买票。
“我要是留下,一辈子就留在这儿了。”她说这句的时候声音很低。
张德厚抽完一支烟,说:“你要是当年把话说清楚,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她没接话。这话搁三十五年,说什么都晚了。
女儿是隔了两天才来的。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叫人,也没让人叫妈。三个人坐在一处,话很少。女儿只问了一句:“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她点头,又摇头。
天黑下来的时候,女儿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我小时候问过我爸你去哪儿了,他说不知道。后来我就不问了。”
那老太太在村里住了三夜,走时留了一个地址。
这件事里,一个家庭被拆开,起因不全是她一个人的狠心。当年的政策把已婚知青堵在门外,娘家也腾不出地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算不清路,只能选一头。可不管外头的原因有多少,那头被扔在炕上的孩子,是被扔下的。
时代给的选择题,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往往要先伤一个人。伤得最深的那个,三十五年都没等到一句解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