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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霜的逆袭,扇了所有追热门靶点的创新药资本一耳光

砒霜,在潘金莲手里是杀人的毒,在张亭栋、王振义、陈竺手里,是让一种让凶险白血病五年生存率从不足10%飙到90%以上的“蜜糖”。一种被定性为“剧毒”、几乎没有商业定价权的“老药”,如何被中国科学家重新研究为全球标准疗法?

文丨金融八卦女作者: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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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之砒霜,吾之蜜糖”这句话,在中文语境中常被用来形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痴迷。但放在医药史上,它有一个更硬核、也更昂贵的名称——三氧化二砷。

在潘金莲手里是杀人的毒,在张亭栋、王振义、陈竺手里,是让一种让凶险白血病五年生存率从不足10%飙到90%以上的“蜜糖”。

一种被定性为“剧毒”、几乎没有商业定价权的“老药”,如何被中国科学家重新研究为全球标准疗法?而当它成为标准疗法之后,为什么它的发明者选择不申请专利?

1.

/老祖宗从千年前传下的砒霜/

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被当作毒药来使用。

在西方,砒霜被称为“继承粉末”,是宫廷毒杀的首选。在中国,它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水浒传》里潘金莲给武大郎灌下的那碗药,让砒霜成了民间叙事中最具辨识度的毒物。古典小说里“鹤顶红”的隐晦称呼,指的就是不纯的三氧化二砷。

毒与药之间的边界,从来都是由剂量和靶点定义的。这一点,中国古代医家并非没有察觉。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太乙神精丹”,就是用雄黄、雌黄等矿物经升华制得砒霜,用来治疗疟疾。孙思邈甚至设计了一套极其谨慎的给药方案,制成黍粒大小的枣泥丸,“服一丸,如不愈更服一丸半,仍不愈者,后日增半丸,渐服无有不愈”。这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剂量爬坡试验,目的就是在毒性与疗效之间找到那扇窄门。

然而,这种经验层面的探索,无法改变砒霜负面作用。在缺乏分子机制解释的年代,没有人敢把它系统性地推向癌症治疗。它的毒性太确定了,而它的疗效太偶然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亭栋从一则民间偏方中注意到,含有砒霜、汞和蟾毒的药方被用来治疗淋巴结核,甚至被民间用于抗癌。张亭栋发现,方子里的汞和蟾毒只会带来严重副作用,真正对白血病有效的活性成分,只有三氧化二砷。

1973年,张亭栋与同事在《黑龙江医药》发表了“癌灵注射液”治疗白血病的初步临床观察。1979年的论文进一步报告了55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数据,总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这个数字放在当时的血液病治疗水平下,堪称惊人。

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典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学术界忽视。张亭栋的论文全部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国际学术界几乎无人知晓。同一时期,上海的王振义团队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ATRA)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疗效,因为论文发表在英文期刊《Blood》上,迅速获得了全球关注。

同一类疾病,两个有效的中国发现,砒霜的故事线开始在这里收束。

2.

/陈竺的“尽调”/

1990年代中期,刚从法国归来的陈竺、陈赛娟夫妇注意到了张亭栋的研究。他们做的事情,类似于一次深度“尽职调查”。

1996年,陈竺夫妇在《Blood》发表了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分子机制的研究,揭示砷剂诱导NB4细胞凋亡、下调Bcl-2表达、调节PML-RARα融合蛋白的机制。论文发表一天后,《Science》就刊登了专题报道《AncientRemedyPerformsNewTricks》,把这个来自中国传统医学的发现推到了国际聚光灯下。

但真正让砒霜完成从“经验有效”到“机制清晰”跃迁的,是2010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文。陈竺团队利用同步辐射技术,解析了三氧化二砷与癌蛋白PML端“锌指”结构的结合方式,砷原子直接取代了锌离子,导致锌指蛋白的空间构象发生改变,异常蛋白无法正确折叠,失去活性,最终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凋亡。

用大白话解释下,砒霜不是笼统地“毒死”癌细胞,它是精确制导。它的靶点是APL的核心致病蛋白PML-RARα。没有这个融合蛋白,砒霜依然有毒,但不会成为APL的“蜜糖”。

这才是砒霜完成“历史转折”的根本原因。有了这个靶点,它变成了一张有明确作用机制的靶向药物。

3.

/不申请专利的“上海方案”/

1990年代末,张亭栋团队与王振义、陈竺团队联合,将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联合使用,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上海方案”的APL治疗方案。病人的五年生存率从化疗时代的不足10%,推高到90%以上,APL从“最致命的癌症”变成了“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王振义没有为全反式维甲酸申请专利。他选择公开,让全球患者能以极低的价格受益。一盒10粒装的全反式维甲酸仅售290元,且纳入医保。

王振义被资本市场认为做了一个“失败”的商业决策。如果申请专利,仅中国市场就足以支撑一个数十亿级别的药物资产。但从公共卫生和挽救生命的角度看,这个决策让“上海方案”以最快速度成为全球标准,让中国血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也让王振义后来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此前该奖从未颁给亚洲人。

砒霜作为老药,本身没有化合物专利空间,真正的价值在于“老药新用”的适应症和方案设计。王振义的选择是公益性的。陈竺后来把邵逸夫奖的奖金全部捐赠给中国慢病防控事业,延续的是同一条逻辑,在中国,科学发现的回报,不必通过专利垄断来兑现。

砒霜被贴上“毒药”标签上千年。张亭栋拆解了民间复方,发现真正的活性成分;王振义和陈竺找到了它的分子靶点;最终,它成了一种年治疗费用极低、治愈率超过90%的全球标准疗法。

而今天中国创新药行业正在经历的估值寒冬,某种程度上也在等待类似的认知套利。当大量资本追逐PD-1、ADC、GLP-1的热门靶点时,砒霜的故事提醒我们,最丰厚的回报,往往不来自资本赛道,而来自那些被市场认为“没有价值”的角落里,有人愿意花三十年时间,把毒药重新做一遍“尽职调查”。

那个1986年被判“准备后事”的5岁女孩,如今45岁,身体健康。她的人生,就是被幕后这些尽职的人挽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