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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的双料学霸,在北京跑了十三场面试,外企拒完五百强拒,兜里快不够交下月房租

清华北大的双料学霸,在北京跑了十三场面试,外企拒完五百强拒,兜里快不够交下月房租了。走投无路,他去人大附中应聘。校长问:“4000块一个月,干不干?”他点了头。他叫李永乐。

李永乐1983年出生在吉林,高中拿过全国物理竞赛冠军,保送北大物理系,本科期间还辅修了经济学,之后考入清华电子工程系读硕士,2009年毕业。

毕业那年他二十六岁,和所有名校生一样往写字楼里投简历。据多家自媒体叙述,他前后跑了十三场面试,涉及几家知名外企和金融机构,全部落空。

有说法称,某场面试官问他能不能接受常态化加班,他回答“把活干完就行,没必要耗时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些面试细节在不同版本里措辞有出入,我不把它们当成板上钉钉的定论,但有一个结果是可以确认的:人大附中那边,校长看完简历,报出的新人月薪是四千块,他当场应了下来。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细节:他不是“只能”拿四千块,而是在一个把“往上走”当成唯一正确方向的环境里,做了一个“不往上走”的选择。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几乎等于认输,同学去的是投行、外企、互联网,他去的是中学讲台,工资条还不到同期某些offer的三分之一。

2025届高校毕业生是1222万,2026届涨到1270万,春招平均一个岗位收到17.2份简历,应届生要投出150到200份简历才能拿到一次面试,最终拿到offer的概率不到8%。

某央企一千七百多个岗位收到超过一百万份简历,平均一个坑位近七百人抢。这不是“竞争激烈”四个字能概括的,这已经是一套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筛成分母的机制。

从现象退一步,看机制本身,内卷最要命的地方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它把“学历”变成了一种快速折旧的资产。

李永乐2009年碰到的荒诞在于,简历越漂亮,用人单位越担心“你留不住”。今天这套荒诞只是换了包装:第一学历歧视、AI初筛在零点几秒内把简历扔进回收站、实习从“加分项”变成“入场券”。

学历这张纸并没有变得更不值钱,它只是被放到了一个评价体系里,而这个体系的筛选标准一直在漂移,漂移的方向永远是“用更低的成本筛掉更多的人”。

换一个角度看,李永乐当年那一步“向下”,恰恰绕开了这个筛选体系的死循环。

他去了一个不拿“清北硕士”当溢价标签的地方,反而把那身学历用成了杠杆:物理竞赛的底子让他能带竞赛,经济学的辅修让他能把生活案例揉进课堂,后来录科普视频,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全网粉丝做到数千万,还拿过“2021北京榜样”。

据百度百科截至2023年的数据,他培养的学生里有三百多人考入北大清华,二十多人在各类物理竞赛中获奖。

我判断,他赢的不是薪资,而是选择权,在一个所有人都被同一条尺子量来量去的环境里,他换了一把尺子。

内卷从来不是一场赚钱游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它甚至不以“多赚”为奖励,而是以“不被淘汰”为最低目标。

当一千多万人同时进入一个岗位供给收缩的市场,拼命本身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找到一条不被同质化竞争定义的路。

李永乐的路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中学教师也不是什么“避难所”,但那个动作本身有参考价值:承认某条赛道不适合自己,不等于承认自己不行。

结尾不熬鸡汤。 我觉得李永乐的故事真正让人心里一动的地方,不是“清北学霸甘愿拿四千块”这种反差,而是他在一个所有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跑的时刻,停下来问了一句“我到底适合在哪跑”。

内卷最狠的杀伤力,是让人忘记自己还可以换赛道,只记得往前挤。学历会折旧,岗位会收缩,热门会变冷门,但一个人对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的判断力,是这场生存考验里少数不会轻易贬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