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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秦观、张耒,提起苏轼无不心悦诚服。唯独大徒弟晁补之,私底下

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秦观、张耒,提起苏轼无不心悦诚服。唯独大徒弟晁补之,私底下说了一句相当刺耳的话:“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我老师苏轼的词,缺了那么一点缠绵悱恻的情致,大概是因为他没经历过那种情境。这话被陈师道记在《后山诗话》里,后来王若虚读到,气得拍桌子:“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

一个苏门弟子,凭什么说老师“短于情”?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敢挑苏轼毛病的人,自己的一生,恰恰被另一种“情”困得死死的。

晁补之本该是状元。元丰二年,他举进士,试开封府及礼部别院,皆是第一。名单呈到御前,宋神宗提笔一圈,点中了别人。状元丢了,但才名留下了。神宗读了他的文章,说了一句“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皇帝亲自定性为“可以革除浮薄文风的人”,起点高得吓人。

他十七岁那年带着《七述》去见通判杭州的苏轼。苏轼本来也想写这个题目,读完晁补之的文章,叹了一句“吾可以阁笔矣”。苏门四学士里,晁补之是入门最早的那一个。

如果只读他的词,你会以为晁补之是个坐在窗前写“无穷官柳,无情画舸”的伤心人。但真实的历史里,这个人曾经在齐州干过一件极其漂亮的事。

绍圣元年,他被外放到齐州。当时的齐州,“群盗昼掠途巷”——强盗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抢劫,嚣张到了极点。一个书生来当知州,盗贼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晁补之没有急着调兵,他先乔装打扮,混到盗贼出没的路上,故意说自己身上有“祖传宝贝”,引贼来抢。贼把他搜了个遍,只搜出几本书。他一边周旋,一边把每一个人的体貌、声音记在心里。摸清姓名和藏身之处后,他设了一场宴席,把盗贼头目请来,同时把方略授给捕吏。酒还没斟完,盗贼已经全部被擒。

这件事被写进了《宋史》和张耒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一个被后世当成“词人”的人,在地方官任上展现出来的,是近乎冷酷的实干能力。

齐州的政绩没能保住他。绍圣元年之后,新党重新得势,清算元祐旧臣。晁补之被安上的罪名是“修《神宗实录》失实”。他在实录里写了什么,今天已经很难确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罪名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清洗。他因此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后来又贬监处州、信州酒税。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学者在研究这段经历时,给出了一个几乎一边倒的评价:“涅而不缁,绝不慕势希荣、屈意颂扬,谄媚权贵以干进。”在一个所有人都必须站队的年代,晁补之的“罪”,恰恰是他不肯为了脱罪而站到任何一边。

崇宁年间,蔡京将元祐党人刻碑昭告天下,晁补之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被罢官,回到山东巨野老家,修了一座园子,取名“归来园”,自号“归来子”。他买下一片池塘,在四周栽满杨柳,天天睡午觉睡到自然醒。他写了一首《摸鱼儿·东皋寓居》,开头是“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结尾是“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辛弃疾后来写《摸鱼儿》,源头就在这里。

他把自己毕生的诗文编成一部集子,取名叫《鸡肋集》。在自序里他解释:这些东西,“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可惜”。一个曾经在齐州设宴擒贼的人,一个曾经被皇帝称赞“可革浮薄”的人,把自己一生的文字比作鸡肋。这不是自谦。这是一个在党争中反复被贬、最终被刻上“奸党”碑的人,对自己全部努力做出的、最准确的估价。

大观四年,朝廷忽然又想起了他,起复他为知泗州。他去了,死在任上,五十八岁。

那个说苏轼“短于情”的人,自己的一生恰恰困在另一种“情”里:对功名的情,对家国的情,对“归去”的向往与对“归来”的不能。他建了归来园,却没能真正归去;他把文集叫《鸡肋》,却终究舍不得扔掉。

“儒冠曾把身误。” 这是他在《摸鱼儿》里写的句子。一个苏门弟子,用五个字把自己的一生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