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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名学者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

一位知名学者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原因很简单:写是因为需要,不写也是因为需要。写,是自家阶层利益受了损;不写,是别家阶层利益受了损。

文学里从来不缺苦难,缺的是有些人的苦难,始终没人替他们讲,也很难轮到他们自己开口。

曾有一位学者提出过疑问:从事伤痕文学创作的群体,为何极少书写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答案并不复杂:人会写自己切身感受到的事,也会避开与自身无关、甚至不利于自身处境的故事。文学当然不是简单的阶层账本,但谁更容易拿起笔、谁更容易被听见,确实和现实位置脱不开关系。

伤痕文学包含卢新华的《伤痕》与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印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独有记忆。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数千万青年人的人生轨迹,这段特殊的过往完全值得被妥善记录留存。许多作者本身就是当事人,受过教育,回城后又进入编辑部、作协等文化机构,既有切身感受,也有表达和发表的机会。

问题不在于他们写了什么,而在于另一些同样沉重的生活,为什么没能得到相近的关注。

1998年到2002年的这五年间,国有企业累计有2023万名职工下岗,叠加此前的存量,总人数达到2715万人。不少人打拼了大半辈子,原本持有的安稳工作突然间就失去了。四十多岁的钳工、纺织女工、守了多年锅炉的老师傅,转眼要为一家人的生计重新找路。

有人摆早点摊,有人蹬三轮,也有人把焦虑和难堪咽进日复一日的沉默里。这些经历并不稀少,可在主流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能占据多少篇幅?

在各类故事的叙事内容里,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往往被摆在非核心的边缘位置。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规模达30115万人,首次突破3亿,群体平均年龄43.3岁,月均收入为5075元。该群体当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人数达到18006万人。他们有的在工地绑扎钢筋,在生产线上拧动螺丝,在写字楼做保洁,还有人深夜骑车配送外卖。

他们的落脚处曾包括工棚、城中村的隔间以及地下室。忙完一天回到出租屋,鞋底还沾着泥,手机电量所剩无几,脑子里想的可能是这个月还差多少钱、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说他们没有故事,显然不对;只是生活往往先把人推回生存线上,留给表达的时间少得可怜。

现下各类影视内容当中,出镜占比更高的往往是都市精英、霸道总裁、古装人物以及仙侠类角色。农民工偶尔出现,也可能只是几句方言、一个憨厚面孔,负责烘托场景,随后就退回背景里。三亿人的日常如此庞大,却常常没有成为故事的中心,这种反差很难不让人留意。

文学研究者曾把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的劳动书写称为一个“遮蔽期”:劳动者渐渐从文学中心退开,成了都市生活中的陪衬。说得直白些,很多写作者不了解工厂和工地,而真正身处其中的人,又缺少时间、训练和发表渠道。两边碰不到一起,空白就留了下来。

从范雨素的个人经历里我们不难发现,源自社会底层的表达一旦浮出水面,往往自带极强的真实属性。她做家政工作,在网上写下自己的生活,引来广泛关注。读者被打动,不一定因为文字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里面有真实的劳动、疲惫和家庭压力,那些细节平时很少进入公共叙述。

但哪怕有某篇文章成功全网走红,也绝对不代表内容表达的准入门槛就此消失了。虽说互联网看似人人都能创作内容,平台算法反而更倾向于推送带反转、冲突属性、刺激性较强的内容。流水线的重复劳作、工地的奔波辛劳、出租屋内的拮据处境,也未必能够换来对应的流量。劳动者写下自己的生活,也可能只在小范围里流转。

这并不单单只是涉及文学层面的相关问题。新闻追逐什么,短视频推送什么,影视投资偏爱什么,都会影响公众看见谁、忽略谁。表达能力之外,时间、教育、渠道和传播机制,都会决定一个故事能不能走出车间、工地和出租屋。

当然,不能把每位作家都按出身划线,也不该要求一个人只能写自己的生活。伤痕文学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让它退场,而是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进入叙述,让不同阶层的经验都能被认真对待。

工人与农民工群体本就拥有数不清的真实故事,他们缺的不是可讲的内容,而是顺畅讲述的条件,以及一个能被大家认真听完的公共交流场景。一个社会有没有听见所有人,不看话说得多漂亮,要看最忙、最累、最缺资源的人,能不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完。

信源:中国作家网 2025-01-09 10:10 打造经典的方式:伤痕文学与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