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建设”越来越难,“摧毁”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国和平太久了,长期和平与繁荣,孕育了一个庞大而自我复制的治理结构。它不再以把事做成为首要目标,而是以让每个环节都有人签字为最高秩序。
于是,审批、评估、听证、合规、咨询、公示、复议、诉讼,层层叠叠地堆在真实生产活动之上。做事的人越来越累,不做事的人越来越多;真正创造财富的人被流程消耗,靠流程吃饭的人却越来越体面。
其实,问题不在于社会是否需要环保和公平,而在于这些议题是否被既得利益集团、专业中介和官僚系统共同劫持,变成一种可以无限扩张的否决权。
马斯克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从宣布到投产,经历了漫长的审批、诉讼、环评、动物保护争议、用水争议和工会博弈。
一个投资数十亿欧元、能带来大量就业的工厂,竟然要为蜥蜴、蝙蝠、蛇和地下水位反复让路;而反对者可以不断提起诉讼,程序却不必承担延误的代价。
马斯克曾公开抱怨德国审批太慢,德国经济界也承认,繁琐的规划程序已经成为投资壁垒。这并非说环保不重要,而是说:当一个社会把“防止风险”抬高到压倒“实现可能”的位置时,建设就会变得极其昂贵,而停滞反而成了默认选项。
更讽刺的是,建设一座工厂难如登天,摧毁一套产能却可以轻描淡写。
德国莫尔堡火力发电厂就是典型例子。它2015年建成,曾是德国乃至全球较先进的燃煤电厂之一,投资巨大,技术并不落后,却在运营数年后被关闭,随后又被爆破拆除。
从能源转型的角度看,淘汰高碳电源有其逻辑;但从公共资产的角度看,一座巨额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在尚未充分回收价值时就被物理摧毁,难免让人质疑:这究竟是理性转型,还是意识形态表演?
当“正确”比“有效”更重要,当政治姿态比系统稳定更值钱,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倒挂:建东西需要几年论证,拆东西只需要一场仪式。这种倒挂背后,就是福利国家与官僚体系的共同膨胀。
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福利制度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是历史进步;但福利一旦权利化、刚性化,就很难回调。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再分配挤占了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的实际投入。
政客为了选票承诺更多福利,却不愿承担增税或改革的政治成本,于是赤字扩张、债务累积、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英国《经济学人》曾形容一些高收入国家政府正变成“笨拙的巨兽”:规模越来越大,能力却越来越弱。
这不是简单的“政府坏”,而是制度自我维持的结果:每一个新增部门都会创造新的流程,每一个流程都会养活新的中介,每一个中介都会反对简化流程。
与此同时,全球工业品的供给却在悄悄依赖另一个系统。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电子、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到家电、建材、化工中间体,中国制造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
高盛研究指出,许多发达国家消费者之所以仍能买到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并非因为本国制造业突然复兴,而是因为全球供应链另一端仍有人愿意高效率地生产、运输和交付。
长期和平带来的最大危险,不是人们突然变懒,而是社会逐渐失去了“把复杂事情做成”的能力。建设需要协调,协调需要权威,权威需要责任;而否决只需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停摆。
当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让“说不”的成本太低、让“做成”的代价太高,它就会慢慢从生产型社会转向分配型社会,再转向表演型社会。
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但有些人会误以为商品是从货架上长出来的;电厂依然亮着灯,但有些人会忘记灯背后需要煤炭、电网、工程师和持续投资。
当程序压倒结果、姿态压倒能力、分配压倒生产时,繁荣就会变得脆弱。真正的竞争力,终究不来自会议室里的共识,而是来自工厂里的良率、港口里的周转、实验室里的突破、工人手中的熟练度,以及一个社会是否还愿意为“把东西造出来”保留足够的空间。
和平当然珍贵,但如果和平只养肥了中间层,却磨钝了执行力,那它终有一天会被现实重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