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美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总统是谁,现在不少人一口咬定——就是奥巴马。哪怕以后美国真走向崩盘,这笔账,大概率也要算到他头上。 美国当年那股子吸引力,简直像块大磁铁。从二战后开始,全球各地的人才不管是搞研究的还是做生意的,都削尖脑袋想进来。
“吸引力”这个东西,拆开来看无非两样:机会,和安全感。 奥巴马接手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废墟,离开时失业率从10%压回了4.7%,标普500翻了两倍多。账面上看,他止住了血。但他缝合了金融体系的裂口,却把普通人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那点确信,一层一层剥掉了。
剥掉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会在某个时刻以另一种方式回来——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就是那笔账的第一次集中兑付。
种族关系那条线,数据冷得刺眼。 皮尤研究中心的追踪显示,奥巴马2009年1月就职那天,66%的美国人认为种族关系良好。到2017年12月他离任时,这个数字跌到了38%。
盖洛普同期的调查更不留情面:52%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种族问题上倒退了,只有25%认为有进步。一个以“后种族时代”象征身份入主白宫的人,离场时留下的却是一个种族裂痕比他上任前更深的国家。
国债那本账,是他留给继任者最沉的一块石头。 奥巴马上任时联邦债务10.6万亿美元,离任时16.7万亿,名义增幅57%,远超前两任总统。按通胀调整到2025年美元,他两个任期让国家债务增加了13.2万亿美元,是小布什八年增量的将近两倍。
当然,接手金融危机、推行刺激计划有客观背景。但债务的可怕之处不在某一任的增量,在它一旦爬上GDP的某个比例,利息就会开始吞噬财政空间。到2026年,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
医保改革是他最拿得出手的遗产,也是承诺与现实落差最大的地方。 2008年竞选时他说,他的方案会让典型家庭的保费“每年最多下降2500美元”。PolitiFact后来把这句话评为“破碎的承诺”。
实际发生的是:2010年到2016年,雇主医保家庭年均保费涨了27%以上,超过1.7万美元;2017年交易所保费平均涨幅24%;2014年个人市场保费在第一年就跳涨了近50%。《平价医疗法案》确实让数千万原本没有保险的人获得了覆盖,但它同时把中产阶级的保费推上去了。
制造业和铁锈带,是他输掉的那盘更大的棋。 他喊过“再工业化”,也去过工厂站台,但在他任内,制造业岗位净减少了约23万个。2010年以来新增的50万制造业岗位,需要的是熟练技工和中级技术人才,而不是铁锈带上那些工厂关门后失去一切的普通工人。
自动化在吃掉岗位,全球化在把产线搬走,这两股力量不在总统的控制范围内。但一个总统能控制的是,他有没有给那些被甩下车的人一条看得见的替代路径。
奥巴马的选择是把政治资本押在医保和气候上,而不是一份能让铁锈带工人重新拿到体面工资的产业政策。这个真空,后来被一个喊着“把工作带回来”的人填满了。
外交上的“不做蠢事”,在利比亚变成了最大的蠢事。 2011年军事干预推翻了卡扎菲,之后没有对“后卡扎菲时代”做任何有效规划。奥巴马自己后来承认,那是他任内“最糟糕的错误”。
利比亚陷入军阀割据,武器流散整个萨赫勒,ISIS在乱局中坐大。叙利亚那条“红线”被越过之后没有兑现,则让美国在中东的信用折了一道再也补不回来的口子。
把这些线收在一起,奥巴马留下的是一张“宏观愈合、微观撕裂”的资产负债表。 股市回来了,失业率回来了,可一个铁锈带工人失去的工厂没有回来;一个黑人青年对“后种族时代”的期待没有回来;一个中产家庭对“保费会降”的信任没有回来。
他的执政风格有一种精致的疏离感:擅长在讲台上把复杂议题讲得漂亮,却不擅长在会议室里跟一个失去一切的选民待上十分钟。这种疏离,恰好喂大了后来那种粗粝的、愤怒的、反建制政治的胃口。
把美国后来的所有问题都记在奥巴马头上,当然不公平。 金融危机不是他造的,自动化不是他发明的,国会共和党人从他第一任期的第一天起就把“让他只干一届”写进了议程。
但一个总统的历史评价,从来不看他接手的是什么牌,看他打完手里那副牌之后,留给下一任的牌面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奥巴马留下的牌面是:一个更分裂的种族关系、一个更依赖债务的财政结构、一个承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医保体系、一个在中东失去信用后更加谨慎却更加不确定的外交姿态,以及一个对“建制派精英”四个字彻底失去耐心的选民群体。
选民后来的选择,就是对他那八年最诚实的评分。一个把“希望与改变”喊进白宫的人,离场时留下的最大遗产,是足够多的美国人相信“改变”只能来自体制之外。
这笔账记在谁头上,不由历史学家投票,由那些在2016年走进投票站、把票投给一个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