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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开国上将洪学智带着部队爬雪山,有6位红军战士被冻死了。洪学智不忍心舍弃

长征路上,开国上将洪学智带着部队爬雪山,有6位红军战士被冻死了。洪学智不忍心舍弃战友,让大家把他们抬下山。在一个破房子休息的时候,点燃了火,温度升高了。突然有人发现其中一位死了的红军战士在动,洪学智赶紧过去查看,发现他居然又有了心跳。
夹金山上倒下6个人,没了呼吸,最后活着下山的有5个。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二次翻越这座雪山的路上。
这5个人的命,是被一个很费力气的决定留下来的。按行军的惯例,这样的人只能留在路边,盖层雪就走。洪学智偏不这么办。
先说说这座山。夹金山在四川西部,横在雅安宝兴和阿坝小金之间,主峰四千多米。山上的天气不讲道理,上午还晴着,中午就能翻脸,雪、风、冰雹轮番来。空气又薄,人本来就喘,一冷更是头晕腿软。
红四方面军对它并不陌生。1935年6月,他们头一回翻过去,在懋功一带和中央红军会师。四个月后的10月,部队强渡大金川,接连拿下绥靖、崇化、丹巴等地,这一仗叫绥崇丹懋战役,随后又得翻回夹金山。
这一回,洪学智心里有数。他那年二十出头,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管的主要是队伍的精神状态和人心。出发前他把话讲在前头:党员干部走在人堆里,谁撑不住就搭把手,不许把伤病员撂在山上。
他还做了两个很实在的安排。一是凌晨就动身,打算赶在上午十点前翻过山顶,躲开午后最糟的天气。二是让收容队走在最后面,专门接应掉队的人。
为什么要设收容队?因为一支长长的队伍,最容易出事的是尾巴。前面的人只顾赶路,看不见后头谁倒了。
天还是提前变了。快到主峰时,乌云一下压到山顶,大风裹着冰碴扑过来,雪转眼就没过脚踝。人已经走了一路,哪还扛得住?6名年轻战士先后栽倒,很快没了动静。
山上的冻土硬得像铁,埋不了人。过去遇到这种事,大家含着泪把遗体挪到路边,盖层雪,就算送行。后面还有长路,没人会为此挨批评。
洪学智看着这6个人,没有点头。他说,不能把他们撂在这儿,抬,也要抬下山去。
这话听着重情义,算起来却是笔重账。自己空着手走都喘,每一组人还得抬着一个冻硬的身子,走几步就换一次手,生怕摔着。
一路抬了大半天,傍晚才到山脚。这一抬,对活着的人也是个交代。走在雪山上的战士,都知道自己哪天也可能倒下。眼看着同伴被人一步步抬下山,没人把他们当累赘,这比开多少次会都管用。
附近有间废弃的磨房,破是破,好在能挡风。大家找来干草枯枝,在屋中间生起火。屋里一点点暖起来,冻僵的人围着火搓手,那6个被抬来的战士也被安置在火边。

忽然有人叫起来:这位同志的手指动了一下!洪学智几步冲过去,手指按住他的颈侧,又把耳朵贴上胸口。脉搏很弱,心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确实有。
接下来,屋里没人闲着。有人把提前备好的姜汤撬开嘴,一点点灌下去;有人脱下干些的棉衣裹住他;有人使劲揉他发紫的手脚;还有人给他做人工呼吸。慢慢地,他的呼吸平稳了,脸上有了点血色。
洪学智脑子转得快:一个能回来,另外五个呢?他马上把人分成几组,挨个救。又有四名战士恢复了呼吸和心跳,睁开了眼睛。最年轻的那位没能回来。
多年以后,洪学智回忆起这件事,还是为这个孩子惋惜。他觉得这个战士年纪太小,估计是心脏底子弱,没扛过这场寒冷。
人冻到很深的程度,体温会掉得厉害,脉搏和呼吸弱到几乎摸不出来,旁人一看,和死了没两样。现在的急救常识里有这么一条:人还没暖过来,先别下结论。
拿这条道理回头对照,那天的做法几乎一步不错。不丢下,抬下山,进避风的屋子,生火,喂热姜汤,一点点把人焐回来。当时未必有人讲得出这些道理,凭的是一股不肯放手的劲。缺了其中任何一步,这几个人都难熬到天亮。
放在今天的高原救援里,保暖、轻搬轻放、慢慢复温,依然是处理严重受冻的人时的基本思路。九十多年前的山路上,战士们凭经验摸到了同一个方向。
不过,我更看重这件事背后的安排。出发前有动员,队尾有收容队,出事后有人轮流抬,到了地方有人备姜汤、生火。光靠一个人心软,办不成这件事。得是一支队伍事先把规矩立好,临到头大家愿意照着做。
红军能走完长征,靠的不光是枪和脚力,也靠这种不扔人的默契。人在最难的时候,知道身后有人不会撒手,才敢继续往前走。这是看不见的战斗力。
洪学智后来走的路,和这件事也对得上。他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并加入共产党。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军史上唯一两次授上将衔的人。
他还两度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次是1957年5月到1959年10月,一次是1980年1月到1987年11月。后勤管的是吃穿、伤病、运输,说到底,就是把人照顾好。
2006年11月20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逝世二十周年。
6个人,一间破磨房,一堆火,一碗姜汤。这个故事留给人的,不是谁命大,而是有人在该放手的时候,选择多费一份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