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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在1935年说:“虽然我没见过毛主席,但从他的文章和我的经验教训中,我知道,

贺龙在1935年说:“虽然我没见过毛主席,但从他的文章和我的经验教训中,我知道,他就是我们正确的领导者。”

1935年夏天,湘鄂边的大山里,兵力远少于对手的红二、六军团,接连打了两场胜仗,把十几万敌军的围攻打散了。指挥这支队伍的贺龙,那时还没见过毛泽东。
这一年1月,蒋介石调来十多万兵力,分成六路往里压。红军的地盘缩在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几个县之间,回旋的余地很小。4月初,敌人逼近省委所在的永顺塔卧。4月12日,红军主动撤出,13日、14日在桑植陈家河打了一场胜仗,才把被动的局面扳了过来。
6月是忠堡。红军先围住湖北宣恩县城,摆出要打恩施的架势,等着敌人来救。他们截到了对方的行动安排,留下一个团继续佯攻,主力连夜赶到忠堡一带的山谷里埋伏。12日下午开打,14日下午结束,敌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被活捉。
8月3日是板栗园。这回的对手是刚从江西调来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红军先朝一个方向动,让对方摸不清路数,接着折回头走山间小路,上午十一点就抢到了利福田谷地。一小时后敌人走进来,战斗一直打到夜里十一点,师长谢彬被击毙,一千多人被俘。此后,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这轮围攻基本落空。
把几仗连起来看,路数很一致:不守死一座城,不在对方划好的地方打,专挑对方走散、拉长、没防备的时候下手。这些道理听着不新鲜。难的是敢用,而且用对。贺龙敢,是因为他早年在这上面吃过大亏。
时间往前推。1916年春天,贺龙还是桑植的一个年轻人,他带着十来个乡亲砍了盐税局,抢到枪,拉起了队伍。后来人们讲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说的就是这件事。那时他靠的是胆气和人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贺龙是主要指挥者之一。起义军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汕一带的汤坑战斗失利,部队很快就散了。这次失败给他的印象很深:光会往前冲,遇到强敌就会摔跟头。
1928年初,他回到湘西,同周逸群等人在湘鄂西一带重新聚拢力量,后来又有了洪湖一带的大块根据地。可1932年,洪湖根据地丢失,红三军被迫转到湘鄂边,兵力少了一大截。从大块地盘退回山区,从几万人退到几千人,这笔账,贺龙算得很清楚。

到了1934年,转机来了。这年6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8月,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队。10月底,两支队伍在贵州东部的木黄会合。随后一起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
这时贺龙身边有两个重要搭档:任弼时和关向应。仗怎么打,贺龙心里最有数。政治工作、队伍团结这些事,有人帮他分担。三个人互相补台,才撑起了后面的局面。
再说文章。毛泽东1928年到1930年间写的几篇东西,比如讲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站住的,讲要先做调查、不能照搬条文的,在红军队伍里流传很广。这些文章没有空话,讲的都是山沟里的事。贺龙读下来,多半有一种"这话说到我心里了"的感觉。
他自己在湘西这些年,不就是靠着灵活转圈、在运动中找机会活下来的吗?只不过以前靠的是摸索,现在有人把它讲清楚了,讲成了系统的办法。经验碰上了道理,信服自然就来了。
当时红二、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隔着千山万水,联系很不方便。遵义会议1月在贵州召开,消息传到湘鄂边要晚得多。所以贺龙说"没见过",是实话。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一头是文章,一头是自己踩过的坑,两头一对,答案就出来了。
他后来对身边人表达的意思就是:虽然没见过毛主席,但从他的文章和自己的经验教训里,认定他是正确的领导者。这不是客套话。一个吃过亏的老指挥员,不看谁的头衔高,也不看口号喊得响,只看这套办法能不能让队伍活下来,能不能让老百姓少受点苦。
这份认定,还有一层实际的作用。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转战,牵住了大批国民党军,对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是一种配合。仗打得准,不只是为保住自己的小块地盘。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一带出发,踏上长征路。1936年7月初,在西康甘孜,红二、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0月,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师。一直只在文章里认识的那位领导者,这回算是真正走到了面前。
回头看这件事,最有意思的是信服的方式。贺龙不是听了一场报告就点头,而是拿自己十几年的血泪账去对,对上了,才认。这样得来的认同,经得起风雨,也走得很远。